前些年,各局委、各部门逐渐发现一条快速落实工作的渠道,即借助学校覆盖面大、直达家庭的优势,将原本需要自己完成的工作交给老师,然后由老师落实至家长。
只要任务交给了老师,老师就要想办法传承下去,工作也就一层层地进入城乡的千家万户,快得如同水银泄地一般。
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是由于基本上每一个家庭都有读书的孩子,家长为孩子,不敢轻易忽视教师的任务。
所以,本来属于社区或相关的部门的事情,往往一股脑地塞进学校,下载一个应用,关注一个政府的公众号,参加一些进校园的活动,学习一些规章制度,做一些承诺,最后都成了班主任要通知,统计,催办的事情。
家长不做,班主任就要盯着,谁没有操作,谁没接龙,谁还差一步,微信群里都要再提醒一次。
原本,班主任与家长之间存在一条家校之间的沟通渠道,这条渠道应该是为了孩子的学习以及成长而设计的,但是在不断的叠加行政任务中发生了变化,逐渐变成了行政延伸到家庭的一根根触须。
问题不仅是老师多发几条信息,也不仅是家长多点几个页面,而是学校成为行政工作中转站,教师被推到任务最末端,却承担最直接执行的压力。

行政本身不是没有直接到基层的通道,而是从学校这边抄了一条近路,既节约了自己沟通的成本,又将催促、解释与收尾的麻烦都转给了教师了。
老师处于学校、部门与家长之间,前面是必须做的事情,后面是不可忽视孩子的教育家长,自己却无法对这套安排表达真正的抗议。
在强大行政机器前,教师常常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甚至拒绝也可能被理解为不配合,最终只能将不属于课堂之事也扛到自身身上。
所以,听到那个老师以死发表声明,我真的很心疼,也很可惜,因为又少了个纯粹的理想老师。
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这样的成本本来就不应该用生命来承担,连死也不怕,还怕辞职吗?
这句话并不是鼓励谁轻易地离开岗位,也不是将责任推到一个已经承担了巨大压力之人身上,而是在追问,为何一个教师要以这样沉重的方式,才能让人看到那些本不应该由他来承担的任务
学校可以与家庭沟通,老师也可以做教育工作,但是不可以因为学校靠近家庭而把所有的行政任务都随手塞进去,也不可以家长在乎儿子,而默认教师要替所有部门做动员,统计,催办。
老师并非行政触须,家长也并非随时等候接单的执行者,教育更不应该被这类层层转派任务挤在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