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差点，如果真的没了，我不知怎么过心理关。
前些日子，我班上体育课，一男生跑步时跌了一跤。
体育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看看他是否回到教室。
我过去问他，哪儿受伤了。
他表示手肘有些擦伤，我看了一下，确实只是擦破了皮肤。
我又问他，身体其他部位是否不舒服，腿上是否擦破。
他摇头。
我问他是不是自己摔的，还是有人推他。
他迟疑了一下，说是他摔的。
我让他到医务室消毒，他不同意。
这个孩子是我班的班长，成绩最好，能力也很强。
在那个时候，谁会想到一个看起来不大的擦伤，后面会牵扯出这么大的问题。
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三个小时后，他爸妈打电话给我，说孩子瞳孔放大了需要开颅了。
当时我正在开车，脑子里想的是，最多也只是骨折或脑震荡，怎么突然就严重到这样的程度。
我甚至首先想到的是，一定不会仅仅是摔了一下。
到达的时候，孩子还没进入手术室。
父亲硬撑着做手术，母亲崩溃了。
医生称颅骨骨折，大脑充血，生命危急。
那一刻，之前所有看上去合理的判断，都失去了重要性。
他摔倒在体育课上，我看过他，也问过他。
他回到家之后过了两个多小时才发作，父母也是后来打电话给我的。
从责任上来说，我联系家长，也问了一下情况，怎么算是我的责任也不大。
可是人不是一个责任书。
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白天还活蹦乱跳的小孩，一下子躺在手术室中。
如果他醒来不了，我如何面对他父母。
我又该怎么跟他们说呢?
这并不是一句话“我尽到了责任”就可以把心里的那道坎给抹平的事情。
做老师时间长了，很多时候都习惯将问题分为轻重，将事情分为谁负责、不负责。
但真正遇到孩子生命在手术室里的时候，理性的界限和情感的承受是不一样的。
我待在手术室外，不断思索着，如果有万一的话，我该怎么办?
对，体育课上的。
对，我联系到了家长。
对，孩子回家后两小时发作。
这些话是真的，也说明了我的责任不大。
但这些话不能使我轻松。
因为我所面对的并非是一个抽象意外，而是具体的孩子，是班里成绩最好，能力最强的班长，也是家庭正在努力等待他醒来的那个孩子。
教书二十年，我第一次害怕做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