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样的记者，看到这种态度,难怪有人说新闻已经死了，看来，有事烧纸也不能烧这位记者。
这句话看起来很重，但是它真正所指向的，并非是记者的这个称呼，而是当一个人在面对他人的苦难的时候，到底还剩下多少的基本人性。
记者能够有自己的观点，也能够不同意当事人的行为，但是不应该把别人孩子和他人所遭受的灾难，轻轻地放在一句冰冷的话语里。
人家孩子死了，而且是因为她的人招惹祸，因为他的人而死，不是普通遗憾，也并非旁观者随意评论几句便能翻篇的事。
谁能放下这种无妄的灾难，恐怕并非一句应当放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个记者的父母可以，还得这个人能够，连两个问题也不敢正面地回答，又何必要求他人表现得那么轻松。
人家那么几个孩子，记者的父母就这么看不起记者，又是记者太多子女了，所以死个两个也没关系。
这句话之所以令人难受是因为它将孩子当作可以比较，可以计算，能够随意折损数字。
但是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孩子并不是数目。
失去了一个孩子也不是由于还有其他孩子，就可以自动填上这个位置。
更何况，这里说的并不是自然而来的离别，是因为她人而祸，因为他人而死，其中有无法绕过的责任感与愤怒。
旁观者可能只看到了结果，但是家里人却承受着无妄之灾所带来的长久痛苦。
不理解是可以的，但至少不要急于替别人去判断什么才是过得去的，什么就不值得去计较。
这种恨之有笑之无的东西，也可以做记者，不能不说是底线太低了，世风日新。
这并非要求记者仅能同情，无法追问，无能报道，也不是要求每个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都说一样的话语。
记者应当保持专业的距离，也应当讲清楚事实，甚至提出尖锐问题。
但专业的距离并不意味着情感的丧失，客观的情况也并不代表着把受害者痛苦说得毫无价值。
假如一个人没有最基本的尺度，连孩子的去世都能够用轻慢的方式带过，那所谓的从业者的素质至少是需要重新问的。
新闻并非只有信息的搬运，也并非谁声音大，谁就有道理。
它面临的是具体人，具体家庭，还有那些别人不能代替的结果。
我并不认为公众是要求记者成为圣人，我们只是希望成为一个正常的感受，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追问，怎样才能闭嘴，什样才可以放轻语气。
面对因为祸害失去孩子家庭，最为基本的尊重并非是替他们做出何时放手，而是认可这份伤害是真实存在的。
至于这个记者究竟是谁，已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冷漠被伪装成理智，不要把刻薄解释为专业。
要不然，连最基础的人性也没有，再好看的报道，再熟练的说话，又留不住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