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双亲的死亡之后洪晃下定决心,不要再像父亲一样无尊严的死去了。
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如果只有喘气,长期的拖延并不一定有意义。
这句话听上去可能不孝顺,但洪晃却反问,孝究竟是遵从病人的意志,还是不顾一切地活着。
洪晃父洪君彦与母章含的结婚后,晚年迁往香港居住。
上了年纪又中风了,洪君彦不能在家住了,只好住在养老院里。
洪晃看他时认为,如果换作自己住的地方,宁可选择死去。
养老所在的高楼里,几乎不存在阳光,而香港的大楼密度是世界前列的,养老院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洪君彦床位靠着门,每次走出床来,监护人都要先将一个如同布兜一般的东西放在他屁股的下面,然后将他吊起放在轮椅上。
现任的妻子期望他能够活得长久一些,所以他就在没有太阳的养老室里行走不便,无法自由地度过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
临死送到医院ICU的时候,他已经骨折了。
急诊室里家人无法陪同,每日只能走两个小时,病人大多数时候听到的是同一个房间另外的7个人痛苦的呻吟以及医生的广东方言。
”洪君彦走进去后,很快闭上了眼睛。
尽管洪晃之后和父亲渐渐疏远了,回忆起还是几次哽咽,因为她认为父亲受过太多的委屈。
妈妈章含的还能自己做决定的时候,立下了生前的遗嘱:不插管,不急救,不做有效抢救及伤害性救治。
尽管她最终还是插了管子,但比起洪晃的父亲来说,已经安静了许多。
她临死前说:“妞子,我不想再坚持了”。
24个小时后,她离开了。

洪晃之后后悔,后悔没遵照母亲遗嘱,拉着妈妈住进了医院,与死亡搏斗。
她是唯一的一个直系亲人,她要求医生签字,做了很多违背了母亲的愿望。
她不知道,为何家属与医生的愿望可以超过病人自己的愿意。
传统的观念中,无论如何也要活着,似乎才是孝。
但病人的苦难,却很少被人关注到。
章含得了肾病,需要每天透析,即便住在好的高级病房里,也天天感觉活着没有意义。
她觉得活着就是为了去享受,去做事情,去见朋友,去旅游,而非换肾再换肾,每天都躺在一张狭小的病床之上。
她最后在焦急的等待与忍耐中,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天。
经历了两次亲属的死亡之后,洪晃决定面对一个事实:如何才能活得好好的。
当时57岁她准备筹划自己临终的大事,不想将决策权交给身边的人。
她不想像母亲一样,有遗嘱无人遵守,也不想如父亲一般,直接丧失自主权,任人指挥。
她使用简•方达《黄金时间》内心的想法是,六十岁之后是人生的最后一刻,死亡到来的时候要尽可能少后悔,提前做好准备;
但她与周围的人谈论死亡,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不好”。
”蔡康永说过一个死去的朋友,他临别之前说:“我希望你们将人生当作一个party,你们继续在Party中玩耍,但我要先离开。”
这种洒脱使人看到,面对死也能不再相互折磨了。
洪晃希望的是,不要与死亡较量。
没有人可以决定是否生下来,难道连如何死亡也不能参加决定?
有斗志是一种生命力,可以在合适时间放弃,也可以是解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