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实都在不断地证明，我们大部分的记者水平的低下，道德的丧失，心灵的扭曲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复加的程度。
这句话听起来很重，甚至还有点不讲情面，但是问题并不是记者能否提出尖锐的问题，而是他们究竟把手中的话语权看成了什么东西。
我再一次感激张雪峰的老师，就是他对广大学子所给予的忠告，使得很多人看到了在这个行业当中一些不怎么体面的部分。
真正乐意为真相，为民众，为理想坚守职业操守者，实在不多。
越来越多的人总是想要做出爆炸的新闻，用一个足够的刺激来吸引人们的注意，首先把自己装扮成所谓的名记，然后再去捞钱。
在这条路上采访原本应该是一种接近事实，理解当事者的方式，但很容易被当作一场演出。
记者要提问，采访者要回答，两人当然不用意见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提问者就能把自己放在对方的意志上。
就奥运会的采访一名运动员和那名记者之后的表现而言，这样的问题尤为突出。
有的人总是想利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超越被采访者意志，好像只要自己在镜头的后面，就自然拥有了判断别人的权利。
如果采访对象有不如意的地方，或者不按照他想象的方式来回答，他便开始打压，贬低，讽刺，挖苦。
这已不是所谓专业，也并非所谓敢问敢言，而是将职业位置转变为情绪的出口。
更为麻烦的是他们常常还把这种方法解释成是角度新颖的，把不合适的冒犯装成了观点独特的。
可以说聪明，但不代表真的有眼光；故意令人难堪，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有深度。
许多时候，所谓独特的观点，只不过是将恶趣味换成了一个听上去更加体面的名称罢了。
记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也可以说不同意采访对象。但是判断不能够建立在侮辱对方的基础上，观点不可以通过压低他人来显示自己高明。
倘若一个人仅仅借助讽刺挖苦而证明自己是有思想的，借助制造冲突而来证明他是有水平的，那么他真正展现出来的，或许并非是专业的能力，反而是对于话语权的一种误解。
和尚的头上虱子——显摆着。
问题就这么说出来了，反倒让人不明白这些人到底还能干些什么，不仅仅是制造出爆炸性的新闻，追逐着“名记”的名头，还利用着话语权来压制别人，他们又剩下了多少职业的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