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我想说一个经常被批评的经济学的底层假设:每个人都是个理性人，每个人做决定的唯一目的，都是最大化的自己的效率函数。
我认为这个假设是对的，至少解释具体人的时候，它比轻易地说一句“这人不理性”可靠。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认为别人糊涂，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他真实的效用函数，以及各项参数正确的形式和具体的数值。
经济学家将通用函数模型套在他身上，发现其选择不合模型，于是说他不理性，但错误的不一定是他，也许是模型自身。
有了这一前提，自杀就不再是个“想不通”或“犯傻”的问题了，而可以放到效用函数中去理解。
假设自杀效用函数值是零的话，一个人要是发现，在一定的边界条件下，无论采取何种行动来最大化效用，最终得到的数值是小于零的，那么自杀就是他眼中理性的选择了。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选择是道德上的肯定，也并非是永远唯一的答案，而是说，旁观者不能仅凭自身的函数与参数，直接判定当事人选择无逻辑。
你认为生活中还有许多值得怀念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这些东西在其效用函数中仍然具有相同的权重。
当然边界条件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效用函数输入值也不会一直固定。
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输入值是有限的，有的输入来自于外部，个人不能直接决定，如社会压力与父母期望等。
正确的方法可以改善这些外来输入，有些方法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边界条件，也可以改进他的函数结构与参数值。
当输入，边界条件或参数发生改变时，本来看似无出口的计算，可能会得到另一个结果。
如果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努力，效用函数最大值可能会由负数变为正数。
但是这需要巨大的努力，而且承担这份努力的不仅仅是当事人自己，也需要周围的亲属和朋友共同参与，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变化。
更为麻烦的是，这种努力并非每次都能成功，因此不能将一句劝说，一次陪伴，包装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具体能改善什么，能改善到什么程度，往往取决于当事人边界条件与所处环境，旁观者无权轻易为他作出结论。
真正令人难过的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认为自杀是自己的糊涂。
但是在当事人所掌握的输入值与边界条件中，它恰恰是他计算后认为最理智的选择。
理解这点，并非为自杀辩护，也并非劝人接受它，而是提示我们不要将一个复杂效用困境简单地归结为一句“想开些”。
只有承认了他真的在做选择，才有可能去找到改变输入，边界条件和函数参数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