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所谓的“社会”并非是一种天然的温和的东西，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上存在着一种绝对封建法西斯的深渊。
这个深渊可能是由个人的价值观决定的，也可能来自某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或者来自特定的学校、单位的秩序。
它最可怕之处在于，不只是使人承受压力，而是将折磨拉长，做得有形，并不断以一套听起来颇具说服力的话语来解释为何个体需要承受。
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与世界之间本来的宪制建构，被逐渐取消了。
我所理解的自尽，并非仅仅发生在“犯错误”这样的语境之中。
恰恰相反，它通常是基于一个个体需要绝对的秩序化、绝对不能犯任何错误的环境。
一个人在服从一种符号秩序时，选择了自杀。
因此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个人做了些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被推到了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回应秩序的地步。
但为什么自杀者身边的亲朋好友常常把自杀当成一个不可侵犯的伦理问题呢?
这件事看似是保护逝者，其实也可能封闭讨论本身。
一旦它被置于不可侵犯的框架之中，别人就无法追问压力来自何处，秩序如何成立，责任又如何被层层转移。
亲戚于是承受了痛苦，社会结构则躲在伦理姿态的背后。
我认为，这个机制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农业社会编人齐民和矛盾向下移动的过程。
在人口密度大的中国社会中，制度要求个人绝对忍受一种将天灾人祸聚集到一起的社会负担。
一个人不能承受的时候，问题不会上升，反而会落在家庭、亲戚和个人身上。
中国人也只能通过一种伪人伦，取消责任制概念。
由于封建王朝所需要的是不断消耗的个人责任。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的思想传承，从本质上反对西方哲学与法学。
他不愿意将人看作是有边界、有权有责的个体，而更倾向于将人置于一种关系与秩序中。
个人如果没有做到服从，就会觉得还不够忍耐，还没有尽到职责。
所以社会的压力被包装为伦理需要，伦理要求又变成了个人的耻辱。
这样的结构性转变至今仍存在。
它将社会结构方面的压力转化为一个不断向下打击的道德现实。
应试教育全世界都有，为何只在中国成了恶毒代名词呢?
原因不仅仅是考试本身，更是社会结构在心理层面上下功夫，将竞争、失败与责任重新放回个体。
最后，本来是制度和结构问题，被解释为一个人不够强大、不够懂事、甚至不能谈论自己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