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说他即将自杀，周围的人不一定只关注他的处境，也可能同时维护他的道德形象，或者计算这个人的继续存在所带来的价值。
有的人阻止自杀，并不是真正明白了对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因为阻止你自杀这件事情本身，可以让自己看上去足够善良，足够正直，甚至处于道德的高位。
在这样的反应中，关键不在于这个人痛苦是否被听到，而在于阻止这件事情是否能证明“我在正确的一方”。
于是，对方不再是一个正在忍受痛苦的人，而是一个需要服从劝告的人。
你不能自杀，这句话看似是挽救一个人，实际上却有一种强烈的命令性。
命令的目的并非痛苦本身，也非具体人，而是“你不可以做出让我看起来不够善良，不能接受的决定”。
这便是道德表演之一。
但是事情还不止这样。
人民的企业家，封建的地主，皇帝，资本家，长辈，教师，他们阻止他人自杀的时候，站的位置也不一样。
他们不一定是维护一种道德形象，也可能是计算损失:一个人自杀了，他就少了一个将来可使用、管理、甚至压榨的工人。
说得更直接一点，一个人如果还活着，就可能继续工作、服从命令、创造价值。
他一自杀，本来可以用的劳动力也消失了。
因此，阻止自杀行为可能包含两个动机。
一种是想要借此占据道德制高点，使自身显得高尚，另一种是不想失去一个将来还可以使用的劳动者。
这两个动机看上去差别很大，一个穿着道德的衣服，一个是现实的计划，但是他们最终都可能会压回人的选择。
前者关注的是“我看上去是不是个好人”,后者关心的则是“这个人是否能够继续有价值”。
至于这个为什么痛苦，痛苦是否被理解，生活是否已经将他逼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反而容易被置于后面。
因此，社会表面上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不准自杀。
但“不准自杀”并不代表真正关心活下去的人。
它也可能是道德表演和劳动力计算同时发生的结果。
一个人被拒绝了，并不代表他痛苦消失了，也不代表阻挡者的动机是善意。
有时，社会要求人活下去，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接住这个人，而是这个人还被当作一种可以使用的资源来使用。
这才是此事中最刺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