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到四十岁的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都在和医生打交道，先是爸爸，然后轮到我，甚至那个时候还在进行治疗。
进入自己所居住的省医院之后，我察觉到医生和医护人员都很不错，他们期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从外地来到医院求医的人们，每天早晨都会来给予我们鼓励，做好心理方面的建设。
但是医院也是个贫富不均的地方，此处所说的并非态度上的不同。
第一次瞒着全家拿着确诊的报告自己挂号，想要先问问治疗的方案。
主任边安慰我边看我抹眼泪边把接下来要做的事详细地交代了一番，然后立刻打了电话安排了检查。
确定方案，开始治疗之前，主任直接问我，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参加什么样的医保、经济状况如何。
很多问题其实是很好理解的，很多话都是要提前讲在前面的。
我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经济条件可以接受的话，PetCT检查以及靶向药将会纳入到治疗方案之中，尽早进行介入的治疗。
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保守的方案，例如回家看看，或者是选择一些保守但是成功的机会低一些。
医生不想看到治疗已经进行到了一半，由于没有钱继续，所以只能放弃了治疗，最终人财两空了。
因此，医院治疗的方案，并非仅仅看哪一种是最先进的，而是要看一个个家庭是否能够承担起来。
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冷，但是真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钱并非是抽象的数字，它是一项项的检查，一瓶瓶的药物，以及后面还可不可以继续下去。
前一天晚间，我刷到了以前加过一位病友的女儿发的一条动态。
她说，第一次去住院的时候同病房里的一位老人，之后死了。
我没有看到那位老人最后的模样，只是那个消息让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缓过来。
后来我治疗，已去七次。
有时候排到了床位，有的时候只能够坐在走廊中输药水，直到凌晨两3点。
医院的走廊以及外面的长长的椅子上，躺着不少陪护的家属。
那里让人难过，我靠近就感觉胸口发闷甚至喘不过气来。
我把这样的感觉告诉了主治医生。
医生只是说了一句话，我也是一样。
这句话并没有解决什么治疗方面的问题，但是让我突然意识到，医院里每一个人都承受着什么，而医生也并非站在痛苦外面的人。
经济方面，一次医院要花费一万多块钱，一瓶药要四千多元。
我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但是全家人都在为我而努力着，希望能够做到最好，最稳妥的救治。
家里经济条件尚可，只是已退休妈妈，再次回去工作。
因此，医生询问家庭能够承担多少的问题，并非是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情况，而是尽可能地让方案与现实能够相互衔接，不要等到到了中途才发觉，治疗已不是是否想要继续，而在于是否能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