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何会无意义,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忽然失去了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支持共同生活意识在松动。
涂尔干社会学常被用于结构性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理解。
这个角度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社会内部有着特殊的结构,每一种结构都承担着相应的作用。
若社会功能紊乱,则可视为有机体病。
埃米尔•涂尔干法国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结构的功能主义代表。
他谈过社会事实与共识。
社会事实,是一系列外部在于个体,但对个体有控制的行为,思考和感受的方式。
涂尔干原话是:“..., Mans of Act, thinking and Feel of the individual, which are invested with a coercive power by virtue of which they excercise control over Hi.”
说直白一点,社会事实塑造人,使人去做一些本来不一定会做的事。
很多被塑造的节日,以及节日对于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控制的例子,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
共同意识是另外一层含义。
一群人分享同样的社会事实,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
这些集中在他们身上的社会事实,就是共同的意识。
它不仅仅是几句口号,也不仅仅只是大家口口声声认可的价值观,而是人们对于自己的位置,彼此的关系以及生活方向的共同认知。
涂尔干代表作《自杀论》讨论社会整合和自杀的关系。
十九世纪的欧洲自杀率增加,正好与传统的社会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同时发生。
传统社会,也称前现代社会,是高度的社会整合。
人们都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意义,也知道他们和周围的人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社会给予他的目的与意义。
现代社会问题是,社会整合渐渐消失。
宗教与其它传统观念影响下降,共同意识被削弱,社会生活更趋于疏远,这便是所谓祛魅。
本来可以聚集不同个体的价值观被撕碎了,生活不再被强大的共同意志统一赋予意义。
人被解放为原子化个体,但也被迫一个人在多元意义解释中找到答案。
找不出答案的人,可能随意投入一种信念,一辈子,也可能长时间处于边缘感与无意义感中,成为所谓“空心人”,最后只剩“只想赚钱”。
涂尔干说,一个人不能找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意义,是导致自杀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因此,问题不一定是某个人很脆弱,或者不努力。
当旧共同意识丧失约束力时,新共同的意识又未形成时,个人将被扔入一片无坐标的生活中。
假如涂尔干还活着,回头看看我们的社会生活,应该也会觉得这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