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反对父母，搬离了原来的家庭，努力告诉自己不要做他们这样的人，但是绕了一圈，熟悉的情绪爆发点、表达方法和对爱的渴望与恐惧还是会浮现出来。
就像努力地游出一条河，回头才发现，只是上游换了方向游。
这样的重复，也许是一种更为隐秘的继承，我们的反抗常常以一种方式刻入生命的轨迹。
作家家庭故事将这种失败继承推向极致。
她两个儿子七年内分别在17岁、19岁的时候自杀了，悲剧使人看到一种看似正常的养育方法:她尊重孩子自由的意志，甚至尊重他放弃生命的决定。
她说，外婆患有精神病，母亲因而变得强势，易怒易哭，还偷看她日记，监视她言行。
作为核物理家的父亲信仰宿命论，面对妻子情绪风暴，仅仅是一味退让与自我麻痹，所以一个高压制，一个冷漠疏远，她从小在恐惧和依恋中长大。
长大后，她到美国留学，用英文写作，在语言与文化上建立屏障，使母亲不能进入她的世界。
她以疏离抗拒母亲的控制，但也因极致的疏离而陷入另一个囚禁。
她脱离了母亲的样子，却没有逃离母亲留给她关系的剧本。
这种囚禁，在她做了母亲之后更加明显，她对孩子的自由绝对的尊重，变成了一种情感上看不见的感觉，而理性建起的堤坝也将她封闭在痛苦孤岛上。
她笔下总有一种冷静，创伤，死亡，离散被平静叙述，内心却有悬空的痛。
她在。《我该走了吗》中写了一个母亲，女儿自杀后，她没哭天抢地，只是一个守护眼泪堤坝的看守，天天防止裂缝，渗漏，洪涝。
这几乎是她自身的写照，第二个孩子去世之后，她对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却又十分冷漠，记得家里的小物件以及孩子喜爱的风信子，但是不去探寻孩子为何要离开，也不去证明自己是个好母亲。
她不想在思念孩子的痛苦中解脱。
近乎残忍的自我控制，看似是母亲的情绪风暴的正面，其实都是同源的，都是一种无法放置、只能防守的巨大伤害。
她的妈妈用监视侵入了孩子的灵魂，她用不干预放任孩子具体的困境，两种方法相反，都可能成为看不见的。
她和孩子经常进行抽象，哲学的沟通，像朋友，像师生，但不像亲人。
敏感少年一直沉浸在虚无中，看不到生命的意义，极致理性成了暴怒的反射。
反抗有时仅仅是另外一种继承，越往相反的方向跑，越会将自己钉上父母画的情绪坐标。
理解并不代表和解，而是看到父母活成这样的原因和局限，也看到自己在重复着什么。
真正的重要是让创伤传递在自己的这一代停止。
我们需要理解被控制、被忽视的自己，也需要看到被生活磨砺的父母，而不再受本能或反叛的驱使，而是自由地选择新的交流方式。
例如情绪爆发之前认识到那是父亲的身影，选择暂停，也可以告诉孩子:妈妈现在很伤心，但这并非你的错。
长大，并非是成为父母，也并非是他们的反面，而是终于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