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一个问题，问的是如何判断一个孩子是否有数学天分。
听起来似乎在寻找标准答案，实际上有一个成功率最大的方法，就是都说没有。
这句话当然并不是在认真地给孩子下定论，而是在告诉人们，所谓的天赋判断本来就是一种过早地筛选。
一个孩子尚未长大，旁观者却急于替他决定能否做成什么，这事多少有些可笑。
同理，能够幸福度过一辈子的人很少。
如果仅从期望来看，无痛、快速死亡对人是好的。
这不是在谈论某个具体的人，也不是在劝说谁做什么，而是将人生当作一道冰冷的概率问题。
而幸福本来就很少，痛苦和消耗也随处可见，活着这件事情就很难只用“活着自己”来说明价值。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很冷的推算，而不是温柔地安慰。
再看这里的历史，几千年来，主线任务始终是多生孩子。
有土地就种地，有工作就让儿子上班。
儿子在古代就是新生产力，不生不行。
这里说的“不行”,并非个人喜好那么简单，而是生活的结构直接提出的要求。
家里要劳力，要有人承担手上的工作，也要有人接过原来的位置。
因此，儿子不仅是一个孩子，也是一个生存安排中的重要环节。
这种完全的儿子本位任务，惯性太大。
它如一列大火车，越跑越快，奔驰了几千载。
火车行驶久了，很多人都不再问它为何出发，也不再问终点究竟是什么，只知道继续前行。
生一个可以长大的儿子，在古代很难。
但越是困难，越没有人愿意思考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死去。
只要做好儿子本位的工作，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先放在一边。
所以，真正的麻烦不是任务完不成，而是任务自身崩溃了。
以前的叙事将活着的理由，压缩为生儿子，养儿子，接班。
一旦这条主线不稳定，本来被遮蔽的空白就显现出来。
人这才发觉，自己一直执行的或许只是一个任务，而没有另外的准备生活意义。
主线一断，日子就像失去了指令一样，不知下一步要去哪里。
因此，儿本位叙事结束后，大家都没有活下来的意思。
这件事很正常，不受罪了。
不是谁忽然变得脆弱，也不是谁想的太多，而是支撑几千年的一套解释，终于不能解释生活了。
一个人只能被允许做任务，但很少被允许问为什么活着，任务结束后感到空虚，反而是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