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将能打、被人簇拥、敢于把事情搞大的自己当作戴王冠的人，后来才知道，那顶王冠实际上是用代价铸就的。
初中时，我是一个外表温顺，内里顽皮的小孩，偷邻居的鞋子，偷父亲的集邮，翻墙上瓦，偷废铁，逃票，和比我高半头的同学斗。
我三次捡到命，从滑梯摔下，在泳池踩空，下沉，扒公交抢座，最后一次腿受轮胎挤压，司机送我归家，竟无骨折。
父亲给我的最早印象是家暴，他曾用五公斤宽的牛皮袋子抽我，母亲被打后离开家乡，我甚至希望父亲早死或忽然消失。
可是母亲外出访问时，我还会在楼下，路边，车站等她，慢慢挪着脚看断颈项。
后来父亲改变了，包揽家务，修理板凳，自行车，更换保险丝与灯泡，只是他和妈妈为了我没离婚，连协议都给了我看。
我们住在国棉纺织厂单间团结户，母亲养了七八只鸡，后来搬到套间，鸡窝改为我的书房和卧室。
那时电视是唯一电子产品，录像厅却是文化前哨，我迷恋港产武侠片，成龙，周星驰及武侠书，节省早餐钱购金庸，梁羽生，古龙。
厂区孩子爱打架，不仅是个人问题，周边治安差，擂肥和霸凌平常，零花钱都藏进袜子里。
我很早就会察言观色，拿武侠书交朋友，计划能叫多少人出来打架。
高中时，我由受害者变为施暴者，参与擂肥，欺负弱小，如教父般处理纠纷，周围有体育生，散打手，心腹与所谓靠山，打架为面子与自我保护，抢来皮带手表给同学。
一次我打伤了同学的眼睛，被警察带走了，姓刘的哥哥后来解释说，他供出我是因为我手里有案子怕被抓。
高考没有过六十分，我进入了不怎么好的全日制的职工大学，算是为父亲实现了愿望。
大学里认识了足球朋友，也串起了初高中的朋友，录像厅，台球室，歌厅，旧书店，小吃店。
为了报复外校女生的前男友，我和祥子打死了一个成年的水上警察，父亲找熟人打听伤情，赔了一千元给我们领走，说这笔帐以后还。
我原谅供出我祥子，并因此成为年级英雄，聚会都以邀我为荣。
大年三十，我扔酒瓶差一点削掉食指，回家缝六针，朋友们还在等我打牌。
真正的觉悟来自于打警察逃跑，我躲在一个陌生的楼层一个小时，冷汗淋漓，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亡命的徒只差一步。
如果那天晚上没有人走出录像厅，如果我没有及时逃走，暴力将继续扩大，直至犯下无法饶恕的罪行或死于意外。
厂区的流氓后来大多坐牢，吸毒，被杀，胡浩的哥哥在十九楼坠亡，陈文兄弟亦先后患恶疾死去。
我曾校庆唱歌，投稿，参加辩论赛与足球联赛，跑船实习一月，未爱狭小吵闹船舱。
徐祖川与祥子选择了跑船，像他们父亲那样过三十年的水上生活，等到退休。
幸福与成功并不相同，活法无对错，人生亦无标准。
暴力给予了我虚伪的力量，却没有给予我真实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