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线城市的城区每年死于抑郁症的学生大约不到一百人，其中某个城市的高中数量最多。
抑郁症的比例在近些年逐渐升高，大约有四分之一学生是真的抑郁症，只是很多人在表面上没有看出来。
这句话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它真正的刺人之处，不仅仅是数字，更多的问题在被看到之前，已经被视为情绪、懒惰或青春期小毛病。
我只是略知一个因抑郁去世的人，他是艺考生，也是班长。
高中老师只是稍微看出了一点他抑郁症，就让他做点事儿散散心。
这个处理并不是没有善意，但是它将一个需要仔细面对的问题放到了“忙起来便好了”的框中。
后来，他从美国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等到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还是去世了。
他同龄人有的也同样发展，进学校做美术老师，收入不错，前途看起来很光明。
可是他没有来到那里，生命停留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这件事情过了一年，大家才比较全面地知道了。
还有一个学生在高中因抑郁跳楼，但是被救了回来，之后只能瘫倒在床上。
这两件事儿放在一起看，最难受的是“是否有人管”,而不是有人管了，结果还是没接住。
教育系统自然也关注到了抑郁症，开讲座、请老师家访，这些事情也的确在做。
问题是，讲座解决了大家听不听过，家访解决了有没有看过，而抑郁症往往隐藏在一个人是否愿意说、是否能说、说完后是否会被责备中。
老师看到一点异常，不一定知道怎么判断，家长被提醒后也不一定能理解孩子究竟经历了些什么。
一个学生可以上课，考试，当班长，甚至一路读研究生，并不代表他的痛苦没有。
更实际的是，别人往往在事情发生后，才将过去的反常重新拼接起来。
因此，讲座和家访并非无用，只是他们难以独立承担识别，沟通，干预与持续支持的所有工作。
叫学生来谈一谈，或者让他做些事情散散心，不能自动表示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里没有一句话可以解决的办法，具体如何评估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咨询。
学校与家庭可以做的，也不是急于追问结果，更不是将孩子重新推向“前途明朗”的轨道，而是认真承受他的痛苦，不要将沉默视为正常。
归根结底，真正的有效支持，并不在于活动搞得多热闹，而在于当一个孩子传来求救信号的时候，身边的人是否能够将其视为求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