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不只是形式主义问题。
早些年一个学者调查2787个中小学教师，结果表明, 52. 6 %的老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基本的教学任务, 80. 5 %的人没有时间、精力去开展教学研究工作。
对一所民办学校进行的调查也表明，学校每日都要接收和处理来自于各级政府的各部门通知文件，配合完成各类非教学任务，如强制下载各种应用，视频打卡，拍照留痕，卖保险。
教师成为这个体制的末端，只能花费大量时间去应对层层传递下来的要求，很多老师甚至认为上课教书反倒是最轻松、最惬意的事情。
这不仅仅是文牍小事，教师也常被安排做一些所谓的重要工作。
有学者调研湖南省时发现，许多地区下达新农合医保指标，因医保费用日益昂贵，不少人不愿缴纳，地方医保机构便要求学校协助催收。
有些教师选择打电话给家长，有些则叫孩子回家告知父母催交费。
前几年这个特殊时期，学校在协助防疫政策方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点大家都非常熟悉，不多说。
许多人将这些现象归因于教育领域形式主义，但将视线移至教育之外，会发现几乎是众多领域共同呈现的趋势:权力干预社会正常运转的力度加大，学校成为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
常见的方式是，地方主要领导人通过组建各类工作领导组织，将教育部门列入其中，其他部门再由领导小组对教育部发文件，教育部继续将通知传达到学校，最终一级一级压在基层教师头上。
领导小组就是为了完成特殊或者临时的任务而设置的跨部门的机构。有些任务完成之后就撤销了，有些则会存在很长的时间。
它不是严格的实体组织，不承担行政法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权力，会议纪要，会议通知这类内部命令常常具有事实效力与约束力，定期的突击检查也可以促进政策落地。
了解常规治理与运动型治理，是了解这种现象一条重要的线索。
常规体制强调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成员分工清晰，边界明确，各司其职，可以确保官僚体系的稳定运行，但也会阻碍上级领导的直接行使个人意志，因为常规的程序本身就会延迟。
为了快速地完成指标或者任务，领导可能打破一般的制度界限和法律程序，另设权力机关。
历史上，君主为避开官僚体制、巩固个人的权力，也曾设临时官职分化下级，后来刺史，军机处成为新权力核心。
领导小组也设置得比较随意，不受常规的行政制度限制，还可以跨部门动员人力物力，效率确实高，但是代价是常规的机制混乱，学校和教师多数承担非教学工作。
那为何偏偏是学校?
由于家长在面对学校的时候处于弱势地位，学校本身又是体制的部分，公立学校占据了教育体系的绝对优势，管理和决策一般由上级负责，并不关注家长的意见。
学校和社会接触面也很广，学生的家长来自各个行业，一个学生通常还对应父母，爷爷奶奶等几个家庭成员，通过学生传递和落实政策自然高效。”
更重要的是，孩子是家长的弱项，其他事情可以假装委屈，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家长却不敢轻举妄动。
在一个对文凭学历有着畸形崇拜的时代，仅仅考虑到老师可能会区别于自己的孩子，就足以使许多家长产生极大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