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了一个小姑娘，前前后后半年。
刚开始她哭了，下学期开学，她来了几天就请假了。
一开始她妈妈请假很简单，只说了一句:“今天请假”。
后来她到当地的医院检查，医院让她们到更大的医院去，这时我和她的妈妈才慌了。
她的妈妈告诉我，孩子的医生说脑子里有个东西，这边做不到。
后来，她们到了北京。
这是一个乖巧的女孩。
自发现问题至孩子离开，大约一年左右，这件事一直牵动我的心。
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只问了她三次或两次。
并不是不关心，而是害怕牵动她妈妈的不好回忆，也害怕妈妈一哭我也跟着哭。
我更害怕孩子想要跟我说话，但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最后只好带着哭腔说。
她妈妈一次告诉我，是时间问题了。
这句我一直记得，因为我知道，她们当时也等待着一个结局。
后来学校进行了一次调查，我打给她妈妈的电话，她告诉我，孩子那天离开了。
一个母亲不可能不难过，一个老师也不可能真的无所谓。
所以我最终没有告诉她妈妈“别难过”。
谁都不难过，谁也不难过。
孩子离开后，她妈妈一直要我保留孩子学籍。
为这件事情，我也跑了跑下来，可以做的我都尽力去做。
这件事看上去只是一本学籍，但是在她的妈妈和我的心里，它不仅仅是纸面的记录。
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再上学，也总是觉得只要有学籍在，她就可以回到校园。
我想，学籍留在那儿，就像教室里给她留了个位置。
即使那个地方一直空着，也证明有人期待她回来。
对我来说，我想要的一直是在教室里看到她，希望她能康复。
我想她的妈妈也是这么想的。
这并非是医学上的希望，而是一位母亲与一位老师不愿轻易放下的想法。
有些失去，不是一句劝说就可以整理好的，人只能带着思念继续向前生活。
之后向上级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仍然哭了。
很多人看了学籍，只看到一个管理的记录。
但对她们而言，那是孩子与学校之间的联系。
我不敢保留学籍可以改变什么，也不想说它是一种奇迹。
它只是个具体、笨拙的动作，背后却有一个母亲不愿放手的想法。
对老师而言，也有一个想要再见孩子回教室的心愿。
有时候人可以做的不多，为孩子留住与校园的联系已经是当时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