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讽刺，真正锋利的不是骂人，而是将人情世故中不肯说的账，一笔一笔摊在桌面上。
小说中，汪处厚原配妻子“调皮地死了”,为他娶美貌的续弦夫人提供了位置。
两人结婚二十余年，儿子大学毕业，妻子早已离世。
这件事情在汪处厚看来，几乎是一笔经济帐。
丧葬当然需要花钱，但离婚难道不需要赡养费吗?重婚难道就不需要养两个家庭的开销?
很多人都有个“该死太太”,但不像汪处厚那样，正好遇到及时悼亡的机会。
更好的是，悼念可能会有人送礼物。
离婚与重婚既无礼金收入，又要支付诉讼费，怎么算都比丧妻体面，至少在这套冰冷的账本中如此。
这当然并不是在讨论婚姻的成本，而是借助汪处厚的想法，将人性中的算计写得既难看又精确。
汪处厚虽做官，但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
而文人喜欢有人死，因为死者可以提供一个现实的题目，使人写哀悼文。
棺材店与殡仪馆仅做新死人生意，文人却可以从一年，几年，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前陈死人身上生发。
“周年的逝世纪念”与“三百年的祭祀”,在这样的写法下竟然都是好题。
特别是死去的太太，或者死去的丈夫，由于有女作家，题目更好用。
别人即使有才，也不一定能写，因为太太或者丈夫是你的，好像是一个注册专利的问题。
汪处厚新丧中写亡妻事略与悼亡诗时，心中已想古人好句。
他甚至计算过，将“眼前的新妇新儿女，已经是人生的第二次”这句话改头换面地嵌入将来的诗中。
只是当时续弦没有生孩子，这个想法暂时没有作用。
他希望将来有了孩子，再写一首「先室人忌辰有作」的诗，将前面的意思再加上。
但这首诗后来也没写成。
看到这里，只能说这段话的刻薄不仅仅是针对汪处厚的。
他真正挖苦的是，悼亡背后的一边悲伤，一边想着用途的文人态度。
人死了，亲属要办丧事，别人可能送礼，文人获得了题目与材料。
悲痛真的，文章真的，算计真的，几件事情并不相互排斥。
因此那句“凑趣的死了”才响亮，死者似乎连离开都为活人安排了时间。
而汪处厚，他不仅是一个死去老婆的男人，也是一位在丧事中提前找到古人话语的文人。
这也许就是这段文章最狠的地方:它不将人写成单纯的恶人，而是在哀悼，婚姻与文章之间，始终保持一副精明的计谋。
讽刺写到此处，才真正有了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