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名初中的语文教师，但是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在南方某省会进行培训的时候，亲眼目睹了一个学生的跳楼。
我不是他的学生，也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在那所学校读初三的一名学生。
这件事情说来也不简单，真正的复杂是，一个人在亲眼看到某一个瞬间之后，心里原来的那套对于教师、学生以及讲台的理解，或许就再也回不去了。
学生穿校服，剃平头，皮肤灰暗，腰背佝偻，是最常见初中男生的形象。
他没有特别显眼的地方，至少在我看见他的那一刻，没有。
但是人有时候是这样的，越是普通，越是让人感觉到事情并非是发生在遥远的符号上，而是在一个具体人身上。
似乎是由于中考分流的原因，他的成绩一直不上不下，一直处于分流的边缘。
这里的“似乎”,是我当时听闻或后来猜测到的说法，我不敢说它是确定的原因。
一个孩子成绩处于哪一个位置，与他最后的选择之间，到底隔了多少压力，多少沉默，多少没人看到的东西，别人实际上很难用一个结果推断出来。
但是在现场的人，常常没有时间想清楚这些因果。
我站在人群中，亲眼看见他从楼顶跳下。
从他跳下来之后的画面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回避，但对我来说，它是事实。
我记得的并不是完整的经过，而是那一瞬间突然断了的感觉。
一个本来还在学校、在课堂、在某个家庭里的学生，突然变成所有人都不可挽回的结局。
我不是他老师，也不认识他，但这并没有使我处于事外。
教师这一职业，很多时候依靠的是一个默认的信念，相信站在讲台上，讲清楚知识，看到学生，做好应该做的事情，至少会对一些事情有影响。
但是那天之后，我开始怀疑我还能否带着这种信念继续上课。
这并不是一句话“想开点”可以解决的情绪，也不是换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就可以恢复的。
我不能替这个学生解释，也不想将他的经历包装成一种道理。
我只知道，从他跳下去后的画面，我都忘记了。
我还知道，从那以后，我就做不了教师。
辞职并不意味着我找到答案，也并不代表离开了讲台就可以清除这件事。
它更像一条界线，之前我相信自己能够做一个教师，之后我连站回到原来的位置也做不到。
有的人会觉得这很脆弱，但是真正看过的人，不一定还能以旁观者的要求自己无所事事。
所以我之所以选择离开，并非是不在乎学生，而是因为那一次看到之后，我已经无法再将自己当作什么都可以接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