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为北方村落中常见的称呼，只要村子南面有坡地，就可以这样称呼。
我们村南边没有真山，只有一个斜坡，约三十年前由我家承包了，那时候满是石窝和高大的杂草，一亩山林不到两块钱。
后来坡上栽了槐树，几年过去了，也长成一片树林了，但南山依然没有山。
再往南小姑家所在的村子，四面平坦，没有一座山。
更南面的村子全部建在山上，仅七八户人家，村北槐树林中散落着几座坟墓，其中一座埋葬着我的姑娘。
她是我妈妈的姑姑，我姥姥的大姐，从我记得起，她是那个戴着黑头巾，拄着拐棍，穿着尖角棉布鞋子的小姑娘。
春节前，妈妈常带着我和哥哥骑着自行车去姥娘家，姑姥总是在门口晒着太阳，看见我们就喊:孩儿嘞，孩儿。
姥娘拿出积攒了一冬的食物招待我们，姑姥坐在一旁，我最喜欢甜丝丝，嚼劲十足地瓜干。
有一次我找不着妈妈，哭得很厉害，姑姥拉着我去找妈妈，只是把我带到她的小屋里，点燃煤油灯，从箱子里拿出几片油透的桃酥。
她把桃酥给我，我却说不吃，因为吃完了就没了。
我问她没有钱怎么吃饭，她笑着说要赶集捡钱，捡不到捡白菜帮子，回来煮面糊。
那时我不知道，她或许和姥娘家一起吃饭，或自己在门口的炉灶上做饭，但她的儿女一直没出现。
我注视着她那张黑漆漆的小凳子，认真地告诉她，等我长大了，给她买红桌、红椅子，全是大红色的。
她笑着同意，眼睛却湿了，只说腊月风大，吹得睁不开眼睛。
后来姥姥姥爷跟小舅一家到宁夏去了，老房子空了，姑姥只得搬到南山，和女儿一块儿生活。
过了很多年，我跟着妈妈去看她，她已瘦小花白，但还是认得我，拉着我的手看她的石屋，屋子里只有矮床，铜脸盆以及余温未消的火盆。
她从纸箱中拿出几个糖块递给我，有一块已变味，她却捧得很珍惜。
临走的时候她抓住我和我妈不放手，一遍遍地说不能走，我们同意明天再来，可是那个明天已经过去一年。
后来她不认人了，只记得我妈，不记得我，还念叨着想去看姥爷奶娘。
我们没告诉她，姥爷走了，姥娘也摔倒在床上，只让她心里有一点想法。
姑姥在九十七岁的时候平静地离开了，没有受过什么罪，但是一直没有再见到姥娘和姥爷，临走还说要我给她买个大红桌和椅子。
我听完了，才知道那个孩子的诺言没有兑现，只好在心里说，对不起了，姑姥，孩子来看你。
再上南山，石窝翻开建石料厂，机器不分昼夜地响着，槐树林更加大了，孤坟冷清清的，斑鸠停留在树顶上，草丛中也没有野兔。
有些欠缺并不是后来弥补就可以了，它会留存在记忆中，提醒人们不要把来不及珍惜的时光过成一句迟来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