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河南的一位中学老师向顾老师递交了辞职信，只说了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看看。
隔了八年，还是河南，一位小学老师吕老师，结束了23年的生命，也结束了不足三个月的老师生涯。
她在遗书里追问:“何时教师才能仅做教书育人之事?不幸福老师怎么可以教出乐观的孩子?”
这本来就是两个没有直接关联的新闻，但是身处其间的人应该都知道，在这八年的时间里，一线教师如何被教学外的事一点一点地勒紧了喉咙。
除了学生的抑郁症之外，教育界或许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教师抑郁。
但真正问题为何不被认真关注?有时候有个人兔死狐悲的喊几句，也很快被归入不和谐的声响中，不久就消失了。
特别是公办学校老师，往往连赞也不敢点，更别说转发增加影响了，或公开说几句了。
我不敢奢望吕老师的死亡，使教育部门就这样洗心革面了。
某个人的死亡曾经是收容遣送法废除的一个例子，但是个例终究是个例。
有些问题被指出，会牵动无数人的悲伤，但是有些话还不吐不快，不说出来，我害怕自己也会得抑郁症。
我一直认为，教育部门无需存在的必要性，保留教研室就足够了，甚至教研室也不一定必要，因为一群离开一线的老师，到底能教出多少有用的东西?
但是既然部门在，就要开展工作，否则总会有尸位素餐的嫌疑，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工资?
教育教学原本是各学校的日常工作，与教育部门并无太大关联，但为了刷点存在感，只好大会、大检查、大督导，今天的视频学习，明天的培训活动，动不动还得协助消防、医疗这些部门。
折腾了老师，折腾了学生。
三八的手抄报，四月的纪念先烈，五一的致敬劳动者，六一的汇报演出，七一的活动。
一个接着一个，月月不变，更别说区里市里的大大小小比赛和演出了。
每个学生活动的背后，都绑定了相应的老师，所以教育部门官员终于有了工作可做。
所以我才认为，中国的大，好像再也无法容纳一张安静的桌子了，教育部门的老官太敬业了，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责任。
吕老师死后，他们反倒有了合理的理由，开展了全市范围内的教师的心理健康检查。
既然需要检查，就多少要查出一些小问题，否则面子上挂不住，所以整改，整理留档，汇总上报，一样不能少。
至于是否增加一线教师的压力，是否进一步占用他们本来就不多的时间，并不重要，也不应该被关注。
也许再过几年，人们说起吕老师，只是说她心理脆弱，考上编制后幸福与真正做老师的差距太大，所以抑郁，最终离开了。
人们说起这件事，也许只会惋惜一句:“刚毕业的那三五年，谁还不曾被现实压在地上狠狠摩擦过呢?”
也许只有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里依然闪烁着当年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