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是我的岳父，走的时候是51岁，正是身体健康，乐观开朗的时候。
他在干活的时候出了意外，人在铲车斗里修一个两米多高的铁筛子，不知是被电焊机或者别的东西绊倒了，摔下后后脑着地，脑干受损，胸椎骨折了。
从受伤到死亡，仅七天。
家人将他送往当地县医院，初步检查后医生表示情况不佳，建议保持观察。
后来转至辽宁省城医院，大夫仍认为情况极为危急，坚持手术或许人财两空，即便救回来，也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我对岳母说，我愿意拿出所有积蓄救他，即使成为植物人，这笔钱也足够请一个好护工照顾十多二十年。
但是救不救，还是岳母与我媳妇可以决定的事情，我可以做的就是守护与拿钱。
当时我和媳妇，孩子，丈母娘居住在北京，岳父却是东北老家出事。
接到二婶的电话，我调休在家，媳妇上晚班，一家人简单的收拾东西，带着孩子去老家。
丈母娘坐在副驾驶，三岁女儿与媳妇在后排，全家焦虑害怕，车上除了我有时候说两句话“没事没事”,只剩下车窗外的声音。
在路上，岳母与医生沟通，听到情况后抑制不住哭了，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手术，我们做!
孩子明白姥爷受伤了，七个八个小时都没哭，中午只吃了一块饼干，一遍遍小声询问姥爷生病了没有，我很担忧姥爷。
媳妇边安慰孩子，边努力撑着，我边开车边悄悄抹眼泪。
那时更多的是担心，焦虑，还有对岳母，媳妇以及孩子的心疼，而不是后来的没有边界的思念。
到医院时，岳父已进手术室两个多小时。
手术最终成功了，医生称大脑中的血清除了，但是脑干与小脑的血不能处理。
术后岳父昏迷不醒，家人推着他做脑部CT,我和二叔穿铅衣轮流用呼吸球检查。
岳父不自主呼吸，随后送入神经外科ICU,护士让我们走，说守在门口无用。
然后是漫长的等待。
大夫每日查房，家属仅能在门口短时询问，而我们家常被叫到最里边，交流时间最长，这反而说明了病情最为危急。
医生多次提醒，如果不行，请事先联系救护车，以免人在外地死亡，遗体不好运到老家。
熬了七天后，查房医生告诉我们，岳父血压下降了。
我和老高认识不到十年，真正一起住的日子很少，年龄差19岁，工作与话题也没多少交流。
按理说，一个成年男人突然死了，我不应该这样悲伤。
但是关系并不是由相处时间来计算的，岳父离开所带来的疼痛、无力以及孤独都是真实的。
后来，那种不相信，不接受，不甘心，渐渐成了怀念，遗憾与珍惜。
媳妇并没有刻意避开老高，提起他总是说以前怎么样，这也许也是脱敏。
丈母娘有时候也会难过，想起最后的几年老高一人在老家，感到遗憾，但也只能更好的陪伴身边人。
人会慢慢地生活下去，并不是因为忘记了，而是记忆已经成为生活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