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山东清河有个女子宋惠莲被吊死了，她是被人羞辱死的，叫逼死。
逼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杀人方式，动手者无需亲自杀人，受害者在压力下自己结束了生命。
这种被逼死的事情，从古至今都不少见，即使进入了现代社会之后，阮玲玉也曾经被逼死过，到了更早的时候，翁美玲也一样。
被逼而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机制?
它要发生，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即社会有一套高度的统一价值准则。
一个社会可以允许多种价值并存，个体不承认某种标准，也不会被认定为错误，更不会形成一种将人逼到绝路的合围。
所谓的统一价值，常常是每个人的价值观底层逻辑，谁不适应它，谁对抗它，谁就会受到来自这一套价值体系的迫害。
更为麻烦的是，受迫害的变异者，往往并没有质疑这一统一价值的本身，她也同样认同这一规则。
所以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迫害行为上面，越想越感觉自己真的有问题，迫害感越来越强烈，最终走向了精神崩塌。
宋惠莲的经历，也可以这么理解。
很久以前，北宋山东的清河妇女，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道德贞操标准，而在西门庆的权力小世界中，又有另外一套统一的价值:男盗女娼;
贞洁与男盗女娼原本相互矛盾，但在西门庆的掌控之下，形成了表面的和谐。
掌握了权力的人，可以自己做男盗女娼，也可以反过头来指责别人的道德不贞，这就是双重的好处。
宋惠莲并非权力拥有者，而是权力附庸，她在西门庆的家族中，连小妾都比不上，只是个外室。
男盗女娼和道德贞操，在她身上保持着极为薄弱的平衡，潘金莲与孙雪娥是她的争风吃醋对象，西门庆也转向了她对立面。
脆弱和谐一旦崩塌，她便成为无耻淫妇，连叫床声音也成为罪名。
她最后通过自杀，实现了对全社会女性贞洁的一种统一的服从。
吕某也是这样的人，她是典型依附型人格与弱者人格，只是投靠体制而失败的人，从未质疑过体制自身，也离不了体制。
这是由她所处的社会统一价值观决定的。
假设吕某在浙江生活了三个月，接受了一些社会多样价值的影响，她也许不至于只剩下一条死路。
在弱者的世界中，迫害者与受害者最终会形成一种和谐关系，迫害人获得现实利益，受害者获得道德慰藉。
仅此而已，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