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不应仅限于“该不该”道德判断上，还应该回到一个人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上去理解。
借助梅洛庞蒂的理论，身体并非是一个与自我完全分离的东西，它也是自己意志能够落地的地方。
因此，自杀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证明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意志仍有控制力的极端方法。
这里的“控制”,并非是轻松的选择，也非对生命价值的一般判断，而是一个人想要确认，自己身体最终还是属于自己意志。
当一个人觉得身体、生活以及处境都不再听自己的时候，能够决定自己的去留，就可能会被体验到最后还掌握着手中的权力。
这种感觉当然很极端，也很危险，但如果仅以旁观者所熟知的道理来掩盖它，往往会错失当事人真正被卡住的所在。
很多劝阻都是从亲情，责任，道德与社会规则出发，不断告诫一个人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样伤害别人，也违反了一种应当遵循的伦理。
这些话不一定没有道理，但问题是，当事人听的可能并不是关心，而是另一种剥夺。
他或许会认为，本来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现在连最后一点的决定权，也要让给外界伦理道德了。
因此，社会道义越强调，他就越感觉到，他的意志不但不被理解，甚至被认为低于外界的规则，必须服从外部的规则。
这也是为什么，对自杀者仅以社会道义进行劝导，有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由于劝导者希望守住的是一个公共的正确，而当事人所感受到的，可能是自己的身体支配意志再一次被否决。
两边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实际面临的并不是同样的问题。
一边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一边感觉“我没有选择自己身体的权利”。
如果这个区别没有被看到，道德上的劝说可能成为新的压力，而不是让人再次感觉到自己被接受。
因此，真正要警惕的是，不是撤掉道德、亲情与责任，而是不要认为说得越多，就越能拉回一个人。
当一个人将身体意志视为最后的控制权时，继续以外部规则压制他的内在感受，只会使这种“我无法自由”的绝望更清晰。
这并非是在为自杀寻求合理性，也并非是社会道义无意义，而是要承认，单纯的道德指令无法自动恢复一个人和自己身体之间已断裂的控制感。
若看不到这一层，越强调“你要怎样”,越可能使他觉得自己的意志要让位，甚至低于外界伦理道德水平。
而这种感觉，正是绝望越来越深的缘故之一。
因此，理解这一问题，不能仅问一个人为何不听劝，也要问他是不是已经认为自己的身体支配意志已经完全丧失了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