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同事，男，去世时39岁。
说到广州本地人，很多人都会想到拖鞋，背心，钥匙和早茶，但他却不一样。
他身材高大，幽默风趣，工作敬业，能说会吃，收房租，开公司，还来我公司工作。
除广州人“吃、收房租”外，他怎么看都是北方人。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一个凌晨死了，那时候他的儿子刚刚过完了周岁的生日。
去世前一日中午，我在食堂遇到他，他印堂发黑，脸色憔悴，走路虚弱，便问是否生病。
这才明白他刚刚做了大手术，像胆结石或尿结石一样，已经休息三天了，那天是休息之后的第一天工作。
许多同事劝他不要这么拼，手术后休息好，病好再来。
他依旧嘻嘻哈哈的开玩笑，没有表态，谁也没有想到，那竟然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
第二天早晨，办公室的气氛让人喘不过气来，和他同一个部门的人知道他凌晨死了，我却傻乎乎的不知道。
我后来花了很大力气打听到这个消息，由于影响不大，领导下令不准外传。
我整日坐立不安，怎么就走了。
记得他抱儿子给我看，儿子虎头虎脑，和他一样眉清目秀。
我知道他由于堵车，每天上下班乘地铁，豪车停在那落灰。
他既是部门领导得力助手，又是小员工心中“主心骨”,业务忙时撸袖带头干。
他善良、幽默风趣，总是在无意中帮助别人。
他是磊落坦荡的，不欺负弱小，不媚上钻营，不惹事，也不害怕事。
他家里在拆迁，自己还有一家二三十人小公司，可是直到后来，我也不知他为何还来这儿上班。
他很会吃，感觉广州大街小巷被他吃遍了，请客不知去哪儿，找他就行了。
他死后，我时常想起他，还是忍受不了他走了。
我知道他“累”死的:入职时200斤，去世时140斤。
近两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带着大家干到十点以后，铁打的身体也承受不了。
后来他还和奇葩领导打斗，心力一点点耗尽，病情更加严重。
但是他是在家里死的，公司却躲过一劫。
我是所有同事中唯一死去的一个，正值盛年，大好前途，就这样离开了。
他死后不久，我就辞职了。
据说奇葩领导之后也不强制加班了，只是低调了一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