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段场景中，记者一走进店铺，所有饮酒的人都转过头来看他，笑容并非是迎合，而是等待着他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有人问车祸赔偿的款项到哪里去了。
一个人故意叫了他“记者老师”，把这话当众说出来，他不回答，只是对柜子里的人说了一句：“失独真是太惨了”，随后排出了九文的大钱。
这九文的大钱不是关键，关键是他在逃避。
他没有回答赔偿款的问题，也不解释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而是用一句听上去沉重的话将话题拉开，似乎只要语气转变为悲悯，眼下的质疑便可暂时过去了。
可是旁边的人却不想给他机会，他故意高声说：“你肯定又篡改别人的东西！”
被这么指着，他首先睁大了眼睛，然后涨红了面庞，额头上的青筋一条条地冒出来，辩解道：“你这么凭空污人的清白……。
这句话问题，不是他不能辩解，而是他只说污人清白，而没有回答具体的指控。
什么是内容被修改了，为何修改，修改是否对事实产生影响，删除的东西去向何处，这些是要回答的内容。
对方继续表示，自己前些日子亲眼看到他删除了人家没有买保险内容。
到此为止，事情不再是简单的口角。
没买保险是一个事实，删除它，可能改变读者理解事件责任与处境；而当内容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再以身份来抵挡质疑的时候，问题不仅仅是措辞是否好听，还是有没有将事实完完整整地交代清楚。
记者却将辩解引向另一个方面，说：媒体人的问题，可以算篡改吗？
这一句反问颇为有趣，它将篡改这一行为偷换成了媒体人工作方式。
似乎只要是媒体的工作，删除就天然具有合理性;似乎普通人删除的内容，并不需要去解释，受到影响的人只能够接受。
但是身份并不是免责的牌子，职业也并非免检通行的证件。
记者可编辑内容可取舍篇幅也可判断某些信息需突出，但是这些权力并不能自动表明删掉内容并不重要
如果删除的是和事实有关的部分的话，就应该说清楚理由，不是先说媒体人身份，再说质疑是对职业冒犯。
他接着说了一串令人难以理解的话语，比如“君子必穷”、“者乎”等等。
这些话看起来像是引经据典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回答出车祸赔偿的款项，也没有进行解释删改的内容，更不会说出为什么删去没有买保险这样的事情。
说的越玄妙，越容易将旁观者的视线从事实中带走。
但是旁观者微笑的，正好也是这个。
大家并非是听不懂，而是看到了这种辩解的空虚：当问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就谈论身份；身份阻挡不住的时候，就说清白；清白不通的时候，搬出几句不懂的话来。
因此，店里外都充满了快乐的气息。
这份快乐并非是因为哪个人的处境可以被嘲笑，也并非因为失独，车祸或者赔偿款是可以拿来取乐的，而是由于一个自称拥有表达权的个人，最终暴露出了自己最不想面对的事情：他能够要求别人信任媒体人，但没有因此而不被追问。
实际上，真正应该去解释的，并非是媒体人的问题能不能算是篡改，而是改变了什么，是什么改变，以及改变的人是不是被公平地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