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妥协本来是可以并行的，明白节制也是一种能力，包括情感与作品，还有对死亡的欲望节制。
只要活着，就有可能重新站起，继续创作；文艺艺术是在竭尽可能，活着也一样。
那个青年作家，导演在还不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两本小说了，完成了第一部电影，而第二部的电影也在进行中。
他曾经两次落榜,后来考入了北京电影大学导演系，在读大一的时候，他已经20二岁。
没有电影拍的日子中，他写成了小说集大裂，其中的10个中短篇，都绕不开这样一个问题，人还要活着，还要受到伤害多长时间。
朋友说，他在燃烧他的自己，但他也确实将小说当作了电影的储备。
他带剧本金羊毛参加青年的创投会，之后得到了制片人的关注，并且和一家制片公司签订了合同。
在他20岁的时候，项目开始动工，他曾经将这个平台当作一个重要的起点，由于没有它，他不知道还得等多长时间才能拍出电影。
电影后来拍摄完成，片名从金羊毛变成了爱在樱花开时》，再变成大象坐在地上，过程本来已经足够的波折。
他首先交出了四个小时左右的粗剪版本，监制要求压缩到两个半小时以内，以此来适应市场的规律。
修改版仅比粗剪少10分钟，对于出品方而言仍不合格;也有的人看了三小时5十分钟版本，觉得它有特色，也有人觉得作品感情太克制了，细节太多，隐喻太浅显。
问题不仅仅是导演与一家公司之间的冲突，还是年轻导演和制片体制之间冲突。
而制作公司则承担经费以及制作成本的压力，同时也承担着更高的风险，所以一般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以及决定权，就连成名的导演也有可能不具备剪辑的权利。
缺少钱财、缺乏资源的年轻导演，更不可能拥有完整作品掌控权。
要是导演想要带走项目的话，一般只能将项目与版权一同买回去，但是他没有这样的本钱。
在那段时间里，他痛苦地消沉着，靠写作，打游戏，喝酒来解决问题，甚至还开始出现掉头发的情况。
他还曾经签署过要求不要署名权的合同，但是事情并没有立即得到解决，因此外界对此产生了许多猜想。
之后，制作方把大象席地就坐的权益捐赠给了他父母，包括版权和收益，并委托亲友监督,委托影展进行后期和后续的工作。
但这条消息已经来得太晚。
因此，我不愿意把他的死简单解释为“不肯与市场妥协“，也不愿将其包装为艺术家殉道。
一个人也许同时面临经济困难、感情挫折、精神崩溃、作品失去掌控的痛苦，可是我们不能为逝者拼出唯一的答案。
市场的规则是存在的，而创作者也是需要学习的，流程，资源以及边界，但是当艺术的坚持撞上了市场规则的时候，创作人不应该用死亡来回答。
作品是可以修改的，合同也可以谈判的，项目也是能够暂停的，但是人生却并没有返工的那个键。
死亡并不会让作品获取控制权，而是会让才华没有继续被看到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