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苹果店的门口等人时，我遇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叔，从店里走了出来。
他以中文试探地问我，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解锁手机。
我最初的时候以为，他就是捡到别人手机，想要找个地方打开一看，所以才准备随意打发他走。
结果他说，自己上了大学儿子在前几天在学校自杀。
这话说出来后，事情完全改变了。
他报警了，警察也正在调查，但是他还是想要看看孩子的手机里面会不会有线索。
这并非是为了去满足好奇的心，也并不是单纯地想要知道手机中有什么东西，而是一位父亲在失去孩子后，想要再从孩子遗留下来的东西中找出一些解释。
人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时，最先想要寻找的往往并非是答案，反而是一个可以将事情串联起来的缘由。
孩子之所以会走到这个步骤，之前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手机里面是否有别人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些问题并不会由于警察正在进行调查而自行消失。
大叔在说话时，语气非常平静，他平静得仿佛在讲一件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
但恰恰是这样的平静，使人更加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如果他哭了，别人至少还可以递张纸巾或者陪他说几句话。
可是他就是站在那儿，问手机是否能够解锁，问中间的信息是否会保留，就好像在处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事情一样。
那份平静并非是不存在痛苦，而是痛苦大得无法直接表达出来。
我那时候也没有办法真正帮到忙，只能先询问有没有其他解锁的渠道。
那日下午，我电话问了许许多多的人，想要确认哪里可以处理这事。
后来，我又开车40分钟，带着他去了一个墨西哥人经营的手机店里。
来到店里，我再三确认手机解锁后，里面信息不会失去。
这一步虽然看起来比较小，但是对于他来说手机里面可能保留着孩子最终留下来的东西，一旦信息消失，就有可能让他无法靠近这个答案了。
确认了之后，我们把手机交到店里去处理。
在解锁的时候，我没有问孩子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也没有跟着大叔去问更多的细节。
一些事情，别人知道的越多，并不意味着就能帮助的多。
特别是在这种时候，围观，猜测，追问，很轻易就将一个家庭所面临的事情转变成别人谈论的话题。
我就陪着他站在店的门口抽烟。一根接着一根，最终抽了一地烟头。
那段日子里，我们似乎也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有时候陪伴一个人完成一件必须完成的事情，比着急说上几句安慰话要实际。
手机到底能不能给我线索，我也不清楚。
警察调查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也不清楚。
我仅仅知道，那位大叔当时所想要做的事情是非常简单的，他想要打开儿子手机，查看里面是否留下了什么。
而我可以做的，也仅仅是帮他找个地方，开着车带他去，确认一下信息是不会丢失的，然后就在门口陪着他待上一会。
这件事情让我铭记的，并非手机解锁自身，而是父亲在不能理解孩子的离开之下，还是本能地想要从很多遗留的信息中，寻找孩子最后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