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无法公开、坦白地谈论死亡与自杀，也不承认这是生而为人权力的一部分，那么许多所谓的帮助，或许只是我们所认为的帮助而对另一个人则可能成为牢笼与枷锁。
自杀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没有想明白问题的冲动性行为，另一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为独立个体所做出的选择
对于后者而言，同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我们，似乎只能够尊重，甚至很难谈及预防和干预，更不能够简单地禁止，否则人活着便会成为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我们还剩余什么。
因此，无论是危机干预还是预防自杀，针对的都应该是前一种情形，帮当事人看到自己还没有思考清楚的部分，然后由各方力量帮助他重新看待自己的处境，找到更多的出路和可能。
问题是，人的任何决定，都无法证明自己已有足够的深思熟虑，所以任何一个人自杀的选择，都可能被定义为还没有想清楚，甚至是冲动。
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常常不分界限地选择全面干预、全面预防，但这件事情不能仅凭善意解决，我更相信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员。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建立足够危机干预的热线，培养专业的危机干涉人员与心理咨询人才，才是对有自杀风险的慷慨的帮助。
热线的界线也很重要，一般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主动打电话来，帮助才开始，干预人员才能进一步给予支持，而不是一个系统每天盯住有风险的人，不允许他自杀。
主动求助自己，至少表明他知道自己可能没想明白，也表明他真的需要帮助，这时候提供的帮助更有价值。
那么普通人就没有办法做什么了，也不是，允许公开，坦白地谈论死亡，接受自杀是一种权力，反而可以让人有更多的时间谈论生命意义。
如果生命的意义与自杀都可以被充分讨论，被看到，被允许的话，冲动的自杀选择也许会少些。
我记得一个作家的人生最后一段很灰暗，因为爱死了，心也死了，另外一位作家曾经在她说自杀的时候劝她不要这么做，但是她最后还是做了选择，很多年后，另一位作者也留下了信件，做了自己的决定。
我只能是个人猜测，不能证明，至少在这两人的选择上，或许确实不用他人用强力的方式去干预和预防，因为她们对自己的生命是深思熟虑的。
但这仅仅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普通人更应该记住，我们并非当事人，既要理解他人的处境，又要承认自身的能力与立场有界限。
如果周围的人有明确的自杀危险，一般人可以做的不是为他决定死活，而是认真听，陪他主动找专业危机干预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