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概念总是以某种形式撞击到孩子的身上。
我第一次看到死亡，是在一个夏天的路口，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的我看见一只被撞死的黄狗，吓得把脸埋在他背后。
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的后门有一堵墙倒塌了，压住我的同学，他躺在那里，手指还在动，我不敢看他脸，之后好几个晚上都在做梦。
那时我才明白，死亡并非“没了”、“挂了”或“转学了”等轻飘飘的词语，而是真正落到身边人的身上。
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我们参加了公捕公判的大会。台上跪着十几个被押的人，胸前挂姓名牌，名字上写着红叉。
喇叭中放着。《今天是个好日子》,快乐的音乐与“死刑”、“立刻执行”结合在一起，使我第一次感觉到一阵空旷的寒冷。
六年级，学校再次发生命案，遗体被放置在升旗台上，正对教室窗户，我总是忍不住看着那块白布下人形的轮廓。
后来淹死的，跳楼的，电死的，病死的信息不断传来，因为离得远，又好像太频繁了，我渐渐只是点头。
直至周老师离开，我才真正懂得，死亡并非结束。
周老师是一名初中语文教师，个子不高，眼睛很大，轻微近视，常眯着眼睛看人，有点狡黠。
她推荐我阅读。《红楼梦》,我却说。《水浒传》更有趣的是，她白我一眼，说:少不读水浒，你懂不懂?”
我故意挤兑她，说读文科没有前途，她瞪着眼睛要拧我耳朵，后来在课堂眯着眼睛“报复”了我。
有一堂课，她让我读。《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里面那段很搞笑的文字，全班哄哄地笑了起来，她却严肃地说:“不许笑!”谁再笑就继续读!”
后来她让我做语文课代表，在办公室里，她不是备课而是批作业，作文批注常比我文章还长，抽屉里塞满话梅与花生糖。
期中考试后，同学小声说，周老师没了，昨晚因心肌病离开了。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考前一节课后，她嗓音沙哑、鼻子发红，我还跟林黛玉玩笑，叫她注意身体，她只是笑着挥挥手。
消息传出后，教室安静得如同真空一般，原来极致安静也有重量。
那天晚上自习，班主任跟我们道别，临时安排的灵堂里有一阵低低的哀乐，周老师坐在水晶棺里，穿着白裙子，头发卷起来，面色苍白。
我望着她那双总是带着笑容的眼睛，想要记住这张脸，却发现记忆中的她并不是如此。
她丈夫和一位七八岁的小姑娘站在讲台上，女孩的眼睛如同妈妈一般，只是哭肿了。
走出灵堂，我突然明白，这是她为我们的最后一课，告别。
我奔向操场一圈圈地跑，直至倒在地上，胸口才不那么堵，但整个人沉得很厉害。
我想起了那个小女孩，以后谁为她编了双麻花辫，想起《红楼梦》里面不懂的地方，以后还可以问谁，也想起了她的办公室抽屉，应该一直空着吧。
死亡带走了不是一个人呼吸，而是她在别人生活中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