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我的好朋友珍珍走了，她先到学校看了一下儿子，喝了酒，收拾了家里，然后从高处掉了下来，我一直认为那不是冲动。
我们住在一条胡同里，她比我小三岁，高中学音乐，后来由于家里无法供应民办本科，便在校门口开了书店售卖教辅。她听摇滚，看名著，给我推荐乐队，我们在书店讨论。《红与黑》《洛丽塔》冬天她用蜂窝煤炉烤红薯。
我学美术却没有天分，最终只读了专科，离开家乡后与她渐断联系，她结婚之后不再工作，成为全职主妇，儿子三岁仍不会走路，后来才知是先天脑瘫，离不开人
我回家的时候再次见到她，她说羡慕我读过大学，有文化，能找工作。她不是真的喜欢学历，她喜欢的是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离她越来越遥远。
后来我被卷入刑事案件，留下了犯罪记录，又遇上疫情，只能回老家，我们来往越来越多，她说儿子病情把生活弄得一团糟，我则说自己的工作与前途。她问我何时回去找她，我因忙而一次次推辞，她便不再问。
我后来工作于培训机构，因刑事记录不能获得教师资格的认证，只得离职，与他人私下开办英语班，日子才稍有松动。她找到我父亲帮忙，把儿子送到特殊教育的学校，抱着孩子和接送负担终于减轻了些。
她婆婆逼迫她生二胎，丈夫沉默，她母亲又不许其离婚回娘家居住，还不断提及娘家借钱与花钱之事。对于孩子病因，村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因为我明白那不是她想听的答案。
英语班结束后，我在出租屋中消沉，她陪我住了好几天，风扇吱呀地转着，我们像回到了她的书店一样。她问我缓刑何时结束，又试探地说，结束之后我们一同去其他城市生活，如果她不要孩子，他们会不会憎恨她。
我十九岁，缓刑未结束，无工作，无结婚，她三十二岁，没有工作，带着脑瘫的儿子，我们都被故乡与生活困住。那时我还开玩笑说要一起跳楼，她认真地接了话，我现在回想起来，只是后怕。
后来她儿子发烧，全家隔离两个星期，隔离结束后，她还托我妈送来了一本速写本，后来，我爸打电话给我说，珍珍死了，我刚刚面试完毕工作，问要不要回来，他说不用。
我自由后，她不在了，我常绕胡同，不敢见她母亲与弟弟。旧书与某首歌将我拉回从前，我哭过许多次，却一次也没有梦见她。
我想让她忘记我，因为我没有接受她的求救，那时我也陷在泥里，可是我又怕她真的忘记我。人最难以面对的，往往不是没有看到求救，而是看到了，却觉得还有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