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有一个朋友，我一直叫她关姨。
关姨的老公以前是开出租车的，很多年前一次农历的小年夜出车，后来被杀了。
这件事她隐瞒了公婆好几年，到后来，还是没有一直隐瞒下去。
那时候我才十几岁，处于旁观者的地位，只觉得隐瞒老人太痛苦了，既要编造一个可以让对方信服的话语，又要一遍遍地接受对方的询问。
我当时没想到，这种事情有一天会落在自己的家里。
我的表哥，也就是我的大姨的儿子，二十八岁的时候因抑郁症去世了。
全家人都没有告知姥姥姥爷，而是告诉他们，我哥出国。
这种说法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我有时候去姥姥家买东西，姥姥总是说，还是我的二孙儿好，文龙是从小带大的，这么多年不说回来看我，没良心白眼狼。
每当听到这里，我的大姨都会流泪。
我后来才渐渐明白，老人觉得自己在责备一个远方亲人，可是她真正责备的那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回应了。
而大姨只好坐在那里听，既不能说出真相，也不能为儿子解释，更不能告诉妈妈，这些话永远传不到应该听到的人那里去。
这也许就是隐瞒最痛苦的地方。
它看上去是保护活着人，实际上却将所有人困在一个假消息中。
姥姥因相信表哥是出国，所以将不回家理解为薄情，将没消息理解为没良心。
大姨知道了事实，但只能接受妈妈对儿子的责备，也要承受自己不能纠正这种误解的苦楚。
我也尽可能避开大姨住在姥姥家时，并非是不愿意去看姥姥，而是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样的场景。
当时我以为，瞒着老人就是将残酷的消息说晚一点，后来才发现，有些家庭如果选择隐瞒，以后面临的不仅仅是秘密。
他们还要保护这个秘密，重复这个事实，接受老人对这个故事的判断。
老人没有犯错误，她只是依据自己的知识理解了孙子。
大姨也并不是不喜欢母亲，她可能只是不能接受母亲知道真相后崩溃。
站在一旁的人最会说，为什么不告诉她，但是真正回到家里谁都不敢保证说出来会发生什么事。
因此这件事情很难用一个对错来定论。
我只知道，活着的人只能在两个痛苦中选择一个，一个是使老人明白真相，一个则使老人继续误会亡者。
但无论选择哪一个，留下的家属都需要自己承担责任。
对我来说，最刺人的不是姥姥骂表哥，而是她一直等待一个不回来的人，并将等待中的失望转化为对他的责备。
大姨只能听着，眼泪流了下来，却无法将这句话送给任何一个地方。
这并非是谁没有良心的问题，而是一家人在被一个谎言所拖住之后，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受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