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笔墨和纸张也许已经无法满足遗愿，口头上说出的遗嘱是否可以作为遗产分配依据，常常牵涉到法律、亲情以及家庭关系
这件事情不能光看一句话“老人说过了”,也不能光靠家属的回忆来判断是否有效，关键是看它是否发生在法律允许的危急情形下，以及订立的过程是否能够被证实。
按照我国国情《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遗嘱人于危急时可立口头遗嘱，但此权利并非无条件成立。
所谓的危急情况，就是说立遗嘱人的确处于无法采用书面，录音或录像等其他方式的紧急状况，例如严重疾病，事故现场等等。
如果还可以通过书面，录音或录像留下遗嘱，但是直接选择只是口头表达的话，事情就不可以简单地理解成口头遗嘱是有效的。
除危急情况外，见证人要求也很重要，至少要两个没有利害关系成年的见证人在场，才能证明遗嘱真实性与订立过程。
见证人不是继承人，也不是和继承人有利益关系的人，否则就会有利益冲突，见证本身公正性也会遭到质疑。
因此，口头遗嘱最难的是，往往不是说出内容，而是事后如何证明当时的确存在危急情形，遗嘱人的确作出了真实的意思表示，现场也确实存在符合条件的证人。
实践中，口头遗嘱往往缺乏书面记录，甚至无录音录像这类直接证据，真实性和订立条件是不是满足，容易各执一词。
如果继承人的意见不一致，谁听到了，老人是否清醒，见证人是否和继承人有利害关系，都会成为争议的焦点。
这就增加了法律纠纷的可能性，也使遗嘱是否能执行不确定。
但是，法律上的问题和家庭是否能达成一致并不是一个概念。
即使口头遗嘱存在法律上的证明困难，只要所有的法定继承人认可其内容，也可以家庭内部的协商和共识，就遗产分配签订协议。
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避免冗余的法律程序，也可以减轻家庭成员间的进一步矛盾。
归根结底，遗产的分配当然要遵循法律的规定，但是家庭成员间的信任与理解有时候比一纸争论中的遗嘱更决定事情的结果。
口头遗嘱的背后不仅是物质上的分配，还包括生命最后的愿望，家庭的责任和人与人的情感关系。
真正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可以确定的是形式，程序和证据，而亲情，记忆和希望，并非几个法律条文可以完全衡量的。
因此，对口头遗嘱，既不能因“老人亲自说过”而认为它必然有效，也不能因缺乏书面材料而完全忽视当事人真实的意愿。
具体争议需根据危急情况，见证人资格，遗嘱内容及现有证据，由专业人士作出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