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认为，教师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愧对学生，但并不代表社会。
由于被迫不务正业，我们渐渐成为对不起孩子的好教师。
教师在屈服中远离教书育人，却肩负起分担政府职责的责任。
越俎代庖到底算不算优秀?
没想到，一位年轻女教师让人承受了惨痛的结果。
这既是我想不到的事情，也是我的感受。
我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上讲台的时候，我是真的热爱这个工作的。
那时候，我们有选择教材的权利，可以自制课件，也可以课堂上放开说几句，抛砖引玉的。
我们专注理论知识与教材本身，没有网络的时代，愿意自己翻译外文的文献，也愿意写教案，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知识。
教学督查很严格，但更多的是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服务。
做教师很简单，爱好科研，按要求教研，上好课比任何事都重要。
那时还能体罚学生，周一上午背书、抄袭作业的学生都要挨打。
再看后来，无论中小学或大学，课堂和教师的身上都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只要没有人管，找不到人管，或者管不好事情，最后都会怪罪老师。
文明创建，党团工青妇，网络安全，安全教育，乡村振兴，乃至交通安全的专项整治，只要能想到的杂活，都摊派给教师。
归根结底，教师需要越界承担更多的工作。
更痛苦的是，教师不能按自己的理解上课了。
要在指定教材，指定套路，指定教案，指定课件的指导下，按部就班、按本宣科。
先失去了教鞭，再失去粉笔。
作为教师，最终失去的尊严，是对知识传播权。
最后，我们连讲台都没有了。
外人或许不明白，一个教师疲于应付各种工作、教学时间被压缩的时候，内心是愧疚于学生的、难堪的、如坐针毡的
明明可以把课程做的更好，却只能用应付性的方式对待学生。
上台是煎熬，又何必上台呢?
我认为，吕老师的去世，并非是因为非教学任务造成的工作量压力。
更关键的是，她对教师工作的初衷与梦想，对人生的理想与追求，连最后的尊严也被一点点剥离了。
一个人不是没能力做好，而是被层层的事情逼到不能做好。
作为教师，我们愿意妥协，甚至跪下来上课，也愿意超负荷上课。
但是请手下留意，至少还课堂给教师，让我们好好的上课。
我想通过吕老师的去世，唤醒一些官僚的良心。
由于实在脱离不了非教学任务，我也离开课堂了。
既然不能实现初心，那就封笔吧。
我的理想，与吕老师一样，也已经消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