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本质是务实，教书育人并非靠表态与包装来完成的，而是需要沉淀下来，认真研究，慢慢把事做实。
管理本质上更倾向于务虚，呈现和汇报常常比具体做了些什么更易被看到，也更需要思考人情世故
这两件事情本身就存在冲突，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两套不相关的逻辑。
一个人若同时承担两种工作，则易在精神上割裂，在心理上撕裂。
教书让你面对知识与学生，管理让你面临关系、场面与汇报材料，并非换一件衣服这么简单。
如同让一个人戴着眼镜装瞎子，又让他摘下眼镜做战斗机的飞行员一般。
更为麻烦的是，他还得在这两个角色间不断切换，刚刚还认真教书，转身就要琢磨别人要听什么。
如果一只猫，或一只狗，反复折腾，也会被逼出来应激反应，很快生病了。
人尽管会说话，会忍耐，会为自己找理由，但并不意味着精神能够无限地承受这样的拉扯。
如果这种撕裂持续存在，人的精神状况和大脑脑叶可能发生微致病变，进而影响到身心健康，即人们所说的精神疾病。
自杀是精神疾病中最严重的一个结果。
问题是，社会上对这种责任的界定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因此，当学校管理和要求将一个老师逼到自杀的时候，往往没有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责任分散在制度，流程，汇报，考核以及一个个具体的决定中，最后看起来每个人都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对于那个已经忍受不了的人而言，这些零星的压力不是零星的，而是一层层地压在了身上。
没有人承担责任不代表没有责任，只是责任没有被明确地写出来。
所以，只有一个个老师因此而自杀，只有用一条条人命去打开这扇门，甚至用血写下这条法律条文的规定，这件事情才可能算是有一个交代的。
否则，它只是一个历史长河里的小插曲，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所谓的千秋功过，历史来评价，但校长往往并没有真正的功过，校长也并非真正的历史。
没有人会记得这位校长曾做过什么恶事，也没有人记得他曾做了什么善事。
对很多人而言，职务结束了，名字也随的从记忆中消失了。
在美国五星上校森豪威尔之前担任大学校长的时候，唯一被铭记的功绩是为抄近道学生开辟了一条道路。
人们记住他这个工具，并不是由于他当过校长，而是由于后来他成为了美国全军的大统帅，跟希特勒干一架，跟天皇干一架、跟墨索里尼做一架、最后还和中国干一架。
仅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