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36岁，肝癌晚期，确诊后不足一年便离世。
最初我想把他抗癌的过程写下来，后来才知道，记录并非为了证明我已经准备好了，而是真正的失去，谁也接不住。
那一段日子本来就是喜气洋洋的，我儿子满月了，家里要过年了，还要给侄女十岁生日，办礼堂典礼，亲戚们准备团聚。
我刚刚给孩子上户口，嫂子突然打电话说，哥哥在医院做手术，医生怀疑肝癌。
我和爸爸赶到医院，才知是晚期，肿瘤破裂，差一点没救回来。
回来的路上我想接哥哥回去过年，到了病房，所有的侥幸都坍塌了。
接下来是筹钱，转院，找医生与救护车。
哥哥嫂子的收入不高，嫂子的父亲之前也查出了脑胶质瘤，我家又添了孩子，买了车，压力一下子就来了。
我觉得找几个朋友凑三五万不难，收到的都是祈祷的表情，后来几个人各送两千到医院。
钱有时候确实是最大的资本，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最大安全感。
医生表示，他的肿瘤很大，没有手术的机会，只能试着介入加靶向与免疫，理想的情况是缩小之后再切除，或许还有三五年，不然按当时的检查最多2三个月。
后来他出血，介入，黄疸，骨转移和无法想象的疼痛，治疗了四五十天后，身体很快垮了。
由于进口靶向药无法报销，他出现了严重的不适症状，药没有用完就停止了，医生随后表示已无药可用。
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就连我这个自以为是唯物主义者也去求神求药。
有个人告诉我哥哥还有救，我把这句话当作药，劝他别放弃。
但痛苦并不是意志决定的，他后来告诉嫂子后事，还说自己拖累家庭。
我们首次真正谈到这些，也是最后的一次，他表示会坚持过年，担心嫂子与女儿，担心父母无人照料。
我告诉他，如果坚持不了，我们尊重他选择，不会用亲情逼迫他坚持。
后来转到安宁科，目的不是治愈，而是尽可能少痛。
他回家之后还能够吃饭、发信息、关心我是否吃饱，我也因此不断相信他能够闯过去。
可是一次抽腹水之后，病情忽然恶化，家人赶往医院，我在途中接到电话，听到的并非哥哥的声音，而是嫂子称他走了。
我反复预演这一天，想过兄弟一同送走父母，再互相扶持老去。
真正到了最后，我连他最后的样子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些未说完的话、未实现的约定，以及后来只留在墓碑的名字。
哥哥一辈子很平凡，做过服务员，仓管，销售，也在厂里工作，和嫂子夫妇恩爱，本来要回老家过日子的，或许还会再有一个孩子呢。
这些平淡的幸福没有得到延续，成为了我们的共同遗憾。
我后来才明白，提前演出离别，不会让人更易接受。
人还在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以后有机会讲清楚，等到那个人真正不再回应时，才发现遗憾并非道理可以填补。
哥哥睡着了，我们只能长叹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