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有死，所以只能通过班主任对待我的态度来猜测她会如何对待一个已死的学生。
前些年我生病，在学校割手，被人发现。
班主任将我从教室中拖出来，又拉到另一间空教室中，告诉我许多珍惜生命之道。
这些话听上去当然没错，谁也不可以说珍惜生命没错。
可是她讲完了大道理之后，并没有停留在关心我的情况上，也没有问我为何会这样。
她让我亲自写下一段和我心理问题与学校无关的话语。
具体的说法我记不清了，反正语气非常正式，像是一份需要保留的东西。
我写完后，她把那张纸给收走了。
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别扭。
一个人在发病，在学校割手，班主任第一个想到的，并不仅仅是这个人究竟经历了什么，还包括以后如何证明学校没责任。
当然，我不能为她确定动机。
或许她只是按照学校的要求去做，或许她确实害怕事情失控，或者她只是想要留下该留下的材料。
但对当时的我而言，那张纸所传达出来的含义很明确:你可以珍爱生命，但要先将责任写清楚。
因此我才会猜测，她是否担心我有一天真的死了，并且我的家属将责任推到了学校。
这并非是我凭空产生的恶意，而是那张要求亲笔书写、随后又收走的声明，使我产生了这般的联想。
它将一个应该被看到的人，变成了一个需要被确认，被记录，被切割的危险。
我明白学校也怕出事，班主任也怕承担责任。
但是害怕后果，和关心一个病了的学生不是一回事。
前者会先问责任的归属，后者才会先看到眼前的这个人。
更让我难受的是，她在处理这件事情时很熟练。
熟练不是第一次碰到突发事件，而是已经知道如何将人带到哪里，如何说话，如何让对方写下。
于是我又不禁猜测，学校之前是否死过很多人。
这同样是我的猜测，不是我可以证实的事实。
但是如果一个人伤了之后，得到的第一个流程是珍爱生命的道理和和学校没关系的书面表态，那么他不可能不怀疑，学校真正了解的是救人还是分清责任。
我无法从这件事上为班主任定罪，也无法为学校总结所有真相。
我只能说，那一天她让我写的那句话，比她前面说的更容易让我记住。
因为道理对所有人讲的，责任切割却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
我还活着，所以还可以说出这种别扭。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在了，留下的也许只有那张纸，还有学校可以借此说明自己和心理问题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