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亲的舅舅原本是给别人看仓库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非得从上面跳下去看看。
仓库里全是玉米，等到人家打开门找到他时，人已经没有了。
这件事情最让人感到沉重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忽然消失了，还有后面的那笔赔偿，以及家里人如何将这个消息告知老人。
后来赔偿了200多个，这笔钱由法院分配，按当时结果，我姑姥应分40个。
钱是清清楚楚算出来的，但对于我姑姥来说，真正难以接住的恐怕不是钱，而是舅舅回不去的事实。
人到老了，突然告诉他儿子死了，她不一定能马上接受。
但是不说，事情也不会消失，只是将真相换了个方式放在她的面前。
我舅妈就主动跟我姑姥说，舅舅被老板盯上了，去国外工作。
她又说，要工作几年回不来，后来又遇到疫情，所以一直没回来。
至于补偿金，法院分配后，我舅妈应该得到的部分中，连40个也给我姑姥。
这套说法是谎言，也有钱支撑，连哄带骗，我姑姥就相信了。
站在一旁的人，很容易说这个不对，怎么瞒着老人呢。
但是人性并不是一道只能选择对错的题目，特别是面对死亡、赔偿以及老人的承受能力这类问题，家里人往往会首先考虑眼前人能否承受。
我舅妈这么做，不一定是为了出钱，也可能是认为，与其让老人马上面对儿子没有了，不如先让他相信人只去了国外，过几年还回来。
这个判断未必正确，但至少表明了她当时所面临的并非一个轻松的抉择。
当然，善意谎言也有成本。
它挡住了最残忍的事实，但没有改变事实，老人相信儿子还活着，只是暂时回来不了。
而40个赔偿款，既是补偿，又是舅妈为舅舅留下的点照应。
钱给老人，谎也在继续，家里人只好在这两件事情中勉强找到一个可以过下去的方法。
我不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归结为谁聪明，谁糊涂，或者谁善良，谁恶毒。
我姑姥是隐瞒的人，我舅妈是决定的人，她们各自承担的责任不同。
一个老人认为儿子只是出去工作，另一个人则代替全家将死亡与赔偿隐藏在心中。
这种做法不一定值得提倡，但很像许多家庭面临巨大变故时的真实反应:先让生活继续，再想办法咽下不能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