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了我的对象,如果生孩子真的是最坏的结果,他能接受吗?
他的回答是直接的,他接受不了,应该跳楼。
我听完后问,小朋友是不是一出生父母双亡了?
他又改了一下答案,说那就抱小朋友跳吧。
这句话听起来很荒谬,我确实有点崩溃。
我辛苦、冒风险生下的小朋友,为何到了你这里,就要被一同剥夺生存权。
但问题在于,生育的确存在风险,并非靠嘴硬就可以消除的。
我的确有一些可能会挂掉,这一点他明白,我也明白。
因此后来他又改了口,说不生也很好。
在无孩子的寂寞与无我精神痛苦间,他更不能接受后者。
他说,一想到将来见不到我的事情,就难受的在地上滚来滚去。
我听到这儿,脑子里只有几个问题。
前面还在争论是否要抱着小孩子一起跳,后来又变成不生也可以,只要我不出事。
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回答,但至少说明了他的取舍。
他不是想孩子怎么办,而是想没有我以后我怎么办。
说实话,这个答案让我有些意外。
在我的想象之中,既然已经拥有了小朋友,那就应当先把小朋友给照顾好,不能因大人的痛苦而把孩子一同带走。
但我也不能装的那么无私。

如果反过来,是他意外死亡,留下我和我的小朋友,我应该会照顾好小朋友。
我将小朋友养成经济独立,并将遗产留给其他人。
等这些都安排好了之后,我就跳楼了。
因此绕了一圈还是可以看出,我与对象对孩子和伴侣的选择完全不同。
他更加接受失去我,甚至认为没有孩子也是可以的,只要我在。
我则会先照顾小朋友能独立生活,再处理自己痛苦。
这应该就是我所谓母性太重了吧。
当然,这不是说谁更正确,也不是说把谁包装得更高尚。
只是同样的假设摆在眼前,我们俩的第一反应,确实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答案中,最重要的就是伴侣不能丢失。
我的答案中,首先要保住孩子,即使最后只剩我一人。
因此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对话,还是觉得难以崩溃。
生孩子有风险,他承认。
孩子可能会面临什么,他也想到。
只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得出了两个几乎相反的结论。
他认为,与其没有孩子的孤单,不如接受没有我的痛苦。
我认为,既然孩子留下来了,就应该先让孩子平安长大,经济独立,然后留下可以留下的东西给他。
至于我的自己,似乎总是在后面。
这或许就是我们面临生育风险时,真正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