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的夜晚，我接到了姑姑打来的电话，告知父亲不在。
三天之后，父亲死了。
过了一个星期，母亲被检查出患上了心脏黏液症，我辞去工作，接她到北京去做了手术。
在四月下旬下午的时候，我签下了一大捆厚厚的手术意见书，看到里面实在受不了了，哭着走出去。
医生说不行，你一定要听完。
他又问，就你，你们家里没有大人吗。
晚上风险共有二十八条,每一条都会致命。
我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弟弟。让他赶紧赶过来。因为他还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要高考。母亲不想再让他再受到打击。
深更半夜，母亲不停地想交代着银行卡，密码，以及谁借了钱,被我一次又一次地打断。
医生来病房拍片的时候，我拉着妈妈的手趴在床头，熬了一整夜。
手术当天下午，我把母亲推进病房，母亲哭了，我笑着说没关系，我等你。
傍晚的时候，手术结束了，妈妈被送进了重症的监护室。我在医院外面等着电话，整个晚上抱着手机都没有合上眼睛。
过了一天，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接到了通知，她已经出现在重症的监护室里。
之后是3天3夜的守护床，吐痰，拍后背，喂饭，测量进出量，8天后出院。
我们被留在北京进行调养，我寻找了一份工作较少、离家较近、钱财不多的职业。每天午休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扶着母亲躺下来，让她休息一会儿，离开时再扶起她。
由于她自己不能起身和躺，所以当我不在家的时候，她不敢去躺下，她害怕自己站不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我把母亲送回去。
后来再次复查的时候，她顺便进行了鼻息肉的手术，原本是一个小手术,但是因为做了心脏的开胸手术而还是会诊，并且谨慎处理了，前后居住了两周的院子，出院后在北京休息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才把她送回去。
记得妈妈术后3个月拆线复查的那一天，医生表示恢复的很好，可是中午回去之后，我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是很暗的，在半醒半梦的状态之中就开始哭泣起来，从哭泣哭泣到大哭。
那一段时间里，母亲状态很糟糕，我也很崩溃，甚至吵架说，别这么窝囊地活了。
有人跟我说，日子会渐渐地把人从最艰难的地方拉出来，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需要多长时间。
我只好说，我不明白。
可是后来弟弟去了一所重点的大学报到，我也跳出了一家很不错的公司，赚到了以前的翻倍薪水。
后来，我接到母亲的一条消息,她说自己认为这几天已恢复正常。
因此，所谓的时间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期限，更不是听完马上见效的安抚。
它更像人在一件一件的具体小事中，重新将生活带回来。
那时候我也不晓得会不会好，就是一天接着一天地支撑着，等待着母亲的出院，等候着弟弟的考试，等等自己重新开始工作。
回过头来看，生活的确并没有马上就变好，但是却在不经意间，给了人们继续向前走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