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城市发布了幸福指标，但常常忘记了，死亡的质量也是幸福的组成部分;
科技进步到今天，医生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使病人生存下来，还包括如何让人能够有尊严的离去。
巴金医生病重住院后，经抢救挽救了生命，但插进了胃里。
进食分六次进入胃中，胃管最多两个月换一次，换管常被呛的通红满脸。
长时间插管使他的嘴巴不能合拢，下巴出现了脱臼的情况，于是只好切断气管，借助呼吸机。
他要放弃这个治疗，但是家属与领导反对，因为每个爱他人的人都想他活下来。
即使昏迷，即使依靠机器，只要有心跳，似乎也不能停止。
他在床上躺了六年，最后说:长寿是折磨我的。
这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碰到的问题。
有的医生四处拦刀，劝人别轻易做晚期的胃癌病人手术，因为癌细胞扩散很快，转移灶很难切除，手术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伤。
但是很多人仍然相信，只要有一点希望，就需要付出一点点的努力了。
许多美国的医生在面临绝症的时候，却选择了最少治疗，将生活质量置于昂贵的药物与先进的手术之上。
有的人甚至脖子挂着“别抢救”牌子，警告自己别被机器硬撑着。
这并非是不惜生命，而是期望最后时间仍然属于自身。
”罗点点成立了“临死不插管俱乐部，开始执行生前嘱托。
这个文件使人清醒地决定是否要心脏复苏，插气管，使用支援生命的系统，以及期望别人如何对待他。
她与陈小鲁开办了一家关于尊严死亡的公益平台。
所谓的尊严死，就是在治愈无望的时候放弃了人工维系生命的方法，使患者自动离开，尽可能减轻疼痛。
在李又兰写下生前的预言之后，病重的时候家属以及医生并没有过度地进行创伤性的抢救，她昏迷了半天后安然离世，身体健康，神情平和。
这表明，死亡权有时的确应该归还给自己。
《死亡质量指数》据报道，英国第一，中国第七。
英国的缓和医院和病房，把减轻临终的痛苦当作基本的义务。
它原则是简单的，承认死是正常的过程，既不加快也不延迟死亡，提供解决痛苦与不适的办法。
一位癌症晚期的老人询问是否可以去旅游，医生表示当然是可以的，她便前往了期盼已久之处。
中国人死亡的质量低，一方面是治不好，另一面是过度的治疗，特别是生命到最后还在不断地做创伤性的工作。
有一位医生从事医疗工作四十余年，手术至少有两千个死亡病人，每天都对家属说:“钱不重要，你要救人。”
数据表明，中国人的一生之中百分的九十五的费用都花在了最后无效的治疗之上。
病人得罪了，也花冤枉钱，最后却有可能插着管子死于重病监护室。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脑溢血后，家人要求不管怎样让他活下来，经过四个钟的抢救他活着了，但是切开了气管，接上了呼吸器。
后来他反复出血，需要不断地抽吸，清醒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剩余的清醒被抽吸与扎针所占。
十天之后他死了，身上布满针眼与插管，面部浮肿，看不出来原来的样子。
在这十天当中，他没有得到任何生命权利。
有人期望最后还是一个读书人，也有人要让患有晚期癌症的父亲返回故乡，告别亲友，吃最后的一顿饭。
父亲平安离世后，家属却指责他不孝顺。
他说，如果时间重来，他还会这样做。
我们无需劝说谁放弃疗法，也无需代替谁选择谢幕的方式，但应当更早地谈及生前的愿望，也应该明白缓和的医疗以及正规的咨询的意义。
不尊敬死亡者，并不一定真正尊重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