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之前，我丢失了一个仅有一岁5个月零六日的小孩。
这句话虽然写得很短，但是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它并不是一句话，而是以后每一天所绕不开的空白。
孩子在出生时缺乏氧气，一出生便被转入重症监护。
七天之后，他摘掉了有创的呼吸机，蜷缩在小小的一个保温箱里面，而我则站在保温盒的外面，这是我们母女第一次正面见面。
那可不是一般的见面。他病得太严重了，不能吃东西，也不能活动。各项指标得二十四个小时监护。无数的药物也得按时喂到身体里。
医院同意我在重症的监护室里单独的一个病房里陪床，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那段时间里，我既像母亲，又像一个一直不敢放手的护士。
孩子的爸爸曾经暗地里带着各种各样的检查结果跑遍北京的各个医院。
医生对他说，预后非常严重，放手吧，普通的家庭是没有结果的。
他不敢告诉我这些话，而我也始终不知事情已严重到这样的程度。
现在回过头来看，许多事情并非不知道就没有，只是当母亲守护孩子的时候，可以抓住的，常常只有眼前的那么一点点的希望。
从医院里出院后，我们还带着孩子到上级医院进行康复，找了老中医进行针灸，还找了通神灵婆进行上供。
这些办法听上去很复杂，甚至是毫无关系的，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我们来讲，只要有一个方法，我们就不会轻易地放弃。
我们尝试了各种方式，效果却并不明显。
孩子总是不会追视，追听，竖头，发声，翻身，有时候几次没声的笑，就成为了我们养育孩子的唯一支撑。
这并不是一个努力会有结果。
至少在孩子身上父母已经尝试过了能想到的方法，结果仍未按照他们期望的方式发生。
所以，别人很难以一句早知道来评价他们,更不可以站在结局的后面，轻易地指出哪一个步骤本来就可以不一样。
孩子的爸爸选择了隐瞒，因为他不敢让自己的妻子承受这个结果。母亲之所以继续陪伴着她，是由于她还无法将孩子交付给一个冷冰冰的决定。
他们都是被困在同样的事情里，只不过承担痛苦方式不同。
那天，儿子在母亲的怀里安静的离去了。
红色的嘴唇逐渐变白，变紫。愧疚，心疼，自责，难舍，嚎啕大哭。
这并非是一句想开点能够承受的痛苦，也并非旁人劝说一句以后会好起来就能够抵消掉的亏欠。
孩子出生后，他们互相陪伴一年5个月零六日。
对于别人来说这段时间可能可以概括为一个数目，而对于母亲而言，却是每日的照料，等待，尝试与依恋。
她说，她这一生都要被困在孩子编织的围笼中。
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悲伤时夸张的表达。
某些失去并不会被抹去，母亲也并不需要马上从思念中走出来。
她未来要做的，可能不是忘了这个孩子也不是逼着自己证明自己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而是继续这段无法代替的关系生活。
自责会一次次地回来，想念也会一回回来。这些并不是她做的不好。
有些结果，并非是谁不够好，也并非谁还能够再多做一些，就一定可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