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我的儿子怎么了？
我拉住了一个刚从救护室里出来的白色大褂，急切地询问他。
”还在抢救!
听到这话，我没有力气地靠在墙壁上，只感到天旋地转的。
小琪那时还不到13岁。在市里最著名的私立中学初中部读7年级。
他小时候成绩很好，还拉着一把小提琴，我一直以为骄傲的小孩。
他妈妈得了癌症去世之后，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他是我骄傲的，也是我寄托的。
我每天早早地起床经营一家烟酒店，努力赚钱，也只是勉强供应他的学费维持我们生活。
小琪是很懂事的，她知道我很辛苦，在放学回家写完作业之后，她就会帮我去照看店铺。
他个人生活与学习，从未让我费心。
所以我无法想象，好好的一个小孩，怎么就突然出现了事故。
抢救室里的红灯始终在亮着，我注视着这三个字，那叫一个紧张，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与喘息的声音。
那盏红色的灯像一只凶狠的眼睛一样，隔着门，直直地看着我。
每一秒每一分每秒，对我而言都是一种煎熬。
我蹲在墙角，不由自主地抱着头痛哭起来，完全不知道下一秒会听到些什么。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抢救室门终于开了。
医生很疲惫地走了出来，我急忙从地上站了起来，可是蹲得太久了，腿一软了，差一点又跌倒了。
“大夫,我儿子他
“人已抢救过来，但是.
医生把口罩摘下来看了我一下，叹了一口气，好像在思考着该怎么说话。
那种不安的感觉压迫着我不自觉地弯下了身子，我迫不及待地问：“是什么？
“孩子受到了大脑的伤害，情况不太乐观，他将来的生活有可能不能自理了，需要人来照顾。
医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好像一记重重的锤子，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只感觉胸口一阵疼痛，眼睛一黑，差一点当场就昏倒。
但医生的话并没有说出来。
”而且，由于伤到头部，后面的治疗的费用将会非常高，你们要有心理的准备。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大脑里一片混乱。
这是怎么可能的？
成绩好、拉小提琴，放学后还帮我看店子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如此？
之后我才明白，儿子被霸凌了，但是没有地方去申诉。
我原本是可以拿着法律武器去追责的，可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最终还是放下了法律的追责。
怪不得，我放下后，对方却闻风而变。
我没有继续按照他们所设想的方式继续纠缠，也没有将事情变为一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讨论的热闹场面。
但这并不代表伤害就没有了，更不表示孩子所受到的一切都能被轻轻地揭开。
父亲可以做的，有的时候只是先保住孩子，然后想办法去面对后面很多漫长又沉重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最明显的感受并不是愤怒而是害怕的。
我害怕他以后无法自理，我怕他需要别人一直的照顾，也害怕自己承受不起后续的治疗费用。
但是不管法律追责到底走到了什么程度，孩子所受到的伤害，都是真实存在的。
放下追究责任，不代表认同霸凌；对方见风而变，也不代表事情就结束了。
对我而言，最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我以为懂事孩子只要读书、安安稳稳地生活，就可以避免这些事情。
可是那天以后,我再也无法这样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