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孩子，在古代的社会当中，至少还可以理解为一笔“保底”的投资。
那时候家庭养老很大程度是依靠子女的。养儿防老可不是空话，它是一套实实在在的经济规律。
孩子长大以后需要承担什么、父母晚年需要依靠什么，在家庭内部原本就有着一条清晰的交换链路。
所以古代生孩子也是有成本的，但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它还有可能对应未来养老的保障。
可是到了现代，情况却出现了根本的变化。
养老系统逐步建立，老人拥有退休金，从而在经济方面逐渐摆脱养儿防老依赖。
这说明，养老社会化后，家庭无需通过生育完成原本的养老功能了。
生孩子的对应经济回报自然也就减弱了。
简单来说现代社会的生孩子开启“赔本”了，并非是孩子一下子就不重要，而是以往养育与养老之间经济闭环被打破了。
养老已经不再仅仅依靠子女了，生育也失去了原本最为坚实的一层生活动力。
剩下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习惯的继承，是家庭的观念的遗留，也是一种人们对于生育自身的期望。
但习惯是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的，但是却很难长时间抵消现实的成本。
所以福利制度愈健全的国度，往往就越少子化了。
这并非是一个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养老的社会化与生育的动力之间的因果关联。
养老越是彻底地交付给社会，那么家庭能够通过生育得到经济保障所具备的必要性也就越低，生孩子的经济能力也就会越弱。
当然养老的社会化会使得产子动力出现衰退的情况，那么不管走哪一条路，产子最后也会走上社会。
现在可以看到的产生社会化，尚未真正承担起全部生育的支出。
优待孕妇，英雄母亲，产子补贴等等，这些方式确实是在给予支持，但是实际上还是只是部分的补贴。
他们保留着传统产子的经济逻辑，却没有将生孩子的所有经济成本都交给社会来承担。
所以这些补贴随着养老社会性程度的不断提高，其效果也将不断地衰退。
补贴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只不过当家庭越发不需要依靠子女来养老的时候，有限的补贴就越发无法重新制造出足够强大的生育力量。
这又会促使产子社会的程度继续增加。
在管理方面，补贴的比例将越来越大，甚至最终实现全补。
到了那个时候，生育的支出不再是家庭承担的，而是社会用制度化的方式来承担。
技术上，会出现人工子宫，生物优生优育，计划生育
这条路看上去很远，实际上逻辑并不繁杂。
养老是可以社会的，产子也是可能社会，区别只是经济补贴到底会有多高，技术到底能达到多高。
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保持传统的生育观，而在于传统生育经济基础在发生变化。
养老不需要子女，生育不能再假设自己天然有经济收益。
它不是接受动力的衰退，而是要接受社会付出更多的成本。
从这条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产子的社会化并非是突然发生的转变，而是在养老社会之后逐渐推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