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夜里降落，走出舱门，吉尔吉斯的干冷空气如同一记耳光落在脸上，我倒抽了一口气，反而清醒了一些。
医院派出的翻译是一位中年女人，脸上有深深的法令纹，她递给了我一瓶水，塑料瓶上凝着冰冷的水珠。
那位会讲中文的医生，比我想象中的年轻，她抱着我的时候，身上有一点消毒水的味道。
她轻声说:“我知道这种感觉，心里有个洞，填不满。”
我点点头，什么也说不清楚，小宇的名字被卡在喉咙里了。
那个洞，是那年夏天被强行挖走的，录取通知书上的红色信封没有褪色，人却离开了。
他们说小宇勇敢，说他是英雄，可是“英雄”二字太重了，压的我脊梁都要断掉。
后来想想，去异国求子，并不是我们真的信任一个孩子能够代替另外的孩子。
我们只是想找一些事情做，似乎只要身体不再承受疼痛，心里的空洞就可以暂时平静下来。
促排针难挨，针剂要冷藏，从酒店的小冰箱拿出来的时候，玻璃瓶壁上结着白霜。
建国学会给我注射，第一次扎针的时候，他的手抖得很厉害，针尖在皮上点了三次刺进去。
后来他渐渐熟练了，消毒，排气，下针，一气呵成，但每次推药前，都低声问我:“疼不疼?”
其实疼，但比不上心里的钝痛。
小宇离开之后，我感觉到了身体上的疼痛，针刺进去的时候，反而觉得这一点疼是有形的。
手术当天我醒的很早，天还没亮，窗外有鸟叫着，声音很陌生。
当无影灯亮起的时候，我眯着眼睛，那道光使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小宇。
那时疼得咬破了嘴唇，心里却是满满的。
这一次不痛，麻药沿脊椎爬上来，凉飕飕的，心里却空荡荡的。
建国之后告诉我，他取精时，看着那支试管很久了。
他说管子很轻，又好像很重拿不住。
回到国内的飞机上，我终于哭了，不是大哭一场，就是眼泪不断地流，止不住。
舷窗外的云海翻腾，如同那年江面上的浑浊水浪。
救援队救了三天，最后在下游洄水湾找到了小宇。
建国手伸过来，掌心很粗糙，拇指上有一条疤痕，是以前修车的时候留下的。
他抓得很紧，指甲掐在我的手背上，但我们都知道，孩子留下来的空缺，不会因另一个生命到来而自然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