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死了那年，我在南美，他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家里一直没有告诉我。
后来我拉着行李箱回来，急得把轮子都拉坏了。
赶到医院的时候，我爷爷的心脏还有一百多，但是人已经处于弥留状态，想说话也说不出。
他看到我来了，只是哼哼了两句，我就目睹他的心跳由一百多降至八十多，再到六十多，最后降至四十多。
人走了之后，我还呆在那里，脑子好像没有跟上。
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个大高个，最后离开时，我姑娘一个人就可以抱起他。
那时候给我爷爷办事，家里什么也不懂。
他生前善交际，朋友众多，我们家亲戚亦多，我跟着爸爸忙了几天，无暇顾及伤心。
他癌症骨转移，火化后被推出，病灶处已黑色。
殡仪馆拾灰要家属在场，工作人员在我们面前把灰捡起来，但骨灰盒不好装。
我也不清楚是骨灰盒生产的标准不对，还是殡仪馆服务的问题，总之在家属的面前，他们拿出板子，将支棱的骨灰压碎后装入盒子里。
作为亲人，我真的无法接受这样的场面。
人好像并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忽然接受了亲人的离世，而是在一个个具体的事情中，被迫确定这个人真回不来。
我奶奶在这次疫情后渐渐迷糊了。
我看了她好几次，她只知道是我的孙子，其他的都不知道。
她不知我在哪儿上班，不知我已经结婚，也不知我的儿子六岁了。
前些日子她摔了一跤，骨折后，身体渐渐不行。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月的早晨，她怎么叫也叫不出来，身上还发着低烧，人也昏了过去。
家里叫来救护车将她送到医院，她直接住进重症监护室里。
那时我在北京出差，得知消息后，第二天乘最早的飞机返回。
但是家属不能进来，只能每天等下午三点半到三点半，轮流进去看看。
她于重症监护室待了十四日。
有一天早晨十点多，我还在单位，爸爸打电话说我不行了。
当我冲进重症监护室的时候，门口已经没有人了，心里一紧。
后来护工叫我去后门，我赶了过去，看到家里的人在那里等着，就知道奶奶走了。
这一次送奶奶火化，只有我爸一人在那里等捡灰。
我想，大家应该都接受不了看一次骨灰装进盒子里，但我也不能让爸爸一个人去面对。
所以最后我陪着他，等我奶奶出去。
亲人的去世，的确是一个人一辈子最难以接受的事情。
但是真正令人难以忘怀的，往往并非是一句话“人走了”,而是在赶路时被拉走的行李箱的轮子，是病床边慢慢变慢的心跳，也是看到骨灰被压碎，装进盒子的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