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早就准备好除草剂，某一天下午，她顺着妈妈“难受一下不想死”的话，当着妈妈的面喝下去了，甚至提前付了尾款。
父亲回家之后才开车送他去医院，她进入了抢救室，并且收到了病重的通知，但是当时胃部灼烧，心里也没有太大的波澜。
除草剂的成分不能检测，喝了多少也不知道，医生认为回到家后可能会在几天至两周之内突然恶化，血液透析较为稳妥，但她不愿透析，认为活着只会增添麻烦，死掉反而更省事。
真正令她害怕的是，后来并非死亡，而是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危险期间，她住在监护病房里，身上有各种管线，上厕所也不方便，还得忍受监护仪声音。
她看着这些仪器，突然意识到，不管一个人是谁，生命体征都能被同样检测，身体也可以同样管理，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囚笼。
转入精神科后，病区禁止进出，活动范围仅限于走廊与病房，与坐牢无异。
隔壁床的是十八岁双相情感疾病患者小李，她哭诉自己想要打人，也会在清醒的时候吵闹，医生怕她伤到别人，给她用了很多次镇定或者安眠药。
她不能理解小李，也不能接受自己为何要和他一起住院，甚至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只是为了自己。
她表面上活泼、开朗，善于安慰他人，其实一直在努力掩盖自己的软弱。
心理量表规定如实填写，她本能的戒备，担心真实的情况被记录之后，自己又会被药物与治疗所改变。
这种戒备不是凭空而来的，她曾经因为袒露了真实的情况而吃了让自己难受的药，所以认为真正的朋友只有她自己。
住院期间，噪音，陌生环境，身体疼痛与被限制生活，使她不断崩溃。
她最难接受的就是莫名其妙的睡着了，醒来发现自己不知情的时候被贴了膏药，几个小时像身体被他人接管一样，比突然死亡还可怕。
她后来转到安静些的病房，仍然要面对检查，问卷和医生的出院谈话。
医生试图在她喝除草剂行为中找到动机，而她却认为她真正要改变的是自己对死亡的观点。
出院之前，她看见谈话记录中写着“有兴奋话多，语言自大”,因而感到愤怒与委屈。
她觉得那不是自大，而是在极其没有安全感之处，努力地保持着精神焕发的状态。
终于，她拔掉了留置针，换了自己的白衬衣离开了病房。
但出院并不代表结束，腹痛、崩溃以及对失控恐惧仍然伴随她。
这个故事的最大亮点，并非一个人为何要死，而是她明明痛苦到需要治疗，却将任何治疗都视为对自己的掠夺。
她怕的不是活着，也不是死亡，而是活着的时候再也不能确定自己是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