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班里一个同学因药物过敏而去世。
消息传来第一时间，班主任赶往教室。
他进门后没有立刻说话，而是站在她的位子旁边看了好久。
那种看，不像是确定一张桌子，更像是等待一个人按照平常的模样回来。
他憋了一会儿，最终只说了一句话: … …她还回来吗?
这句话听上去像在问我们，实际上更像是问自己。
他应该知道事情发生了什么，但情绪还没有赶上这一事实。
所以他没继续解释，也没把消息说出来，只是不让我说。
印象中，他应该偷偷哭过，只是没让学生看到。
一个老师在平时要保持课堂秩序，要处理许多事情，但是遇到这样的信息，身份并不能挡住他的难过。
之后几个月里，他常常精神不振，与以往大不一样。
我们的这些同学反倒很快走出了这段心理阴霾。
这里所说的走出来并不代表忘记，而是学生生活会被新课程、考试与琐事推动向前走。
很多时候，人并不是想明白了再生活，而是生活先行了，人只能跟随它。
可是老师不一样，他每天都得面对一间教室，面对一排座位，也面对一个本来应该出现，却再也没有出现过的学号。
他后来更换了全班排位的方法。
那是他最反对的面对面坐法，但始终坚持到我们更换教室。
这个安排表面上只是座位的变化，实际上是他在重新填补教室中的空缺。
她的位置已经不再按照原先的方式被留存下来了，但是这一变化本身又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曾在那里。
有的人处理离开，是收起相关的东西。
他仿佛是在运用一种不太合乎自己习惯的方式，让这个班再次坐在一块儿。
对我们而言，最难受的是，政治课老师拿学号做背书。
她的学号，却是老师最爱说的一个学号。
当这个学号又被喊出来的时候，全班几乎都一致地告诉了老师，她请假。
这个答案谁都明白不是真的，但没人愿意当场说出事实。
后来，我们也一直对班级外的人说，她只请假了。
并非是因为我们确实相信她会回来，而是由于“请假”的说法，使得她仍然留在了班级的日常生活中。
她并没有被安排为一个需要不断解释的离去者，而是暂时不在位置上。
我们甚至都没有认真地讨论过是否要这样说，因为那一刻，所有的人都默契的选择了同样的答案。
因此在这件事情中，真正不能承认的，或许并非她已经离开，而是承认之后，教室仍然要照常上课，学号还要被抽到，老师还要继续点名
学生以一句“她请了假”保护了自身的习惯，老师则以换座位，沉默与恍惚，缓缓面对那个永远等不到回答的位置。
这并不是谁更加坚强，也并非谁更加放不下。
只是每一个人的离开方式不一样，而那个班，曾经一起为她留下了一个没说出口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