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母亲住院第三天，我写不出一大段话来，只能将事情不断地记录下来。
多年前母亲在某地发现肝癌，我们无法接受，又到上海复查，结果发生了变化，确认不是肝癌，但也是肝硬化的后期。
从那天起，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的告别，并不是某天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日子中慢慢开始的。
只是时间久了，我也会放松，有时对妈妈说话不耐烦，甚至忘记了她一直在忍受着身体的改变。
她在过年之前有一次低烧，我们测试过没有阳性，但是症状确实存在，我也说不清楚这与新冠有无关联。
这些细节回过头来看，如同一条理不清的线，我想要抓住其中的一个原因，却发现没有一件事能够说明全部。
妈妈躺在医院里，已无力回头，神志混乱，认不出我们，只是不断地喊着妈妈，我好痛。
我们都知道她很痛，但医生也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家属最易陷入一种无力感中。
我愿意照料她，愿意守护她，但我无法为她承受疼痛，也无法将她从疼痛中抱出。
安乐死于中国违法，所以问题不在于我是否愿意让她继续活下去，而在于她已经如此痛苦，我除了陪伴又能做些什么。
说实话，我没有一个好的答案，也没有一句话可以把这件事情说轻。
能做的就只有守在她身边，听她喊，握住她的手，把自己所看到的情形告诉医生，再问一遍是否能让她少痛些。
这并不是是解决问题，而是人在无力的时候仍然可以为亲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那时候，我的眼泪已哭干了，心也没了知觉。
走在车水马龙的路上，我什么也听不到，脑子里只有妈妈喊疼的声音。
母亲当时只有62岁，这个数字使我更加难以接受，因为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告别不应该来得那么早，但事情并不会如人所想。
过了几天，母亲走了。
前一晚，我和姐姐陪着她睡觉，早上我捂住她的手，感觉那只手由有温度变冰凉。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喊妈妈了。
她长眠，我长念，这句话并非为了将悲伤说得更好听些，而是我后来可以留给她，也留给自己最短的一句话。
人到了这个时候，无需别人催促着想开，也无需谁告诉你的时间会治愈所有。
母亲临终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为她解除痛苦，可以做的就是不离开，尽可能听到她的呼喊，陪她走完这段路。
但即使仅仅是陪伴，对于一个受苦的人而言，也并非完全没有价值。
对于留下来的人而言，这段记忆也许会反复回来，有愧疚，也有舍不得。
我有时候还会想起自己的不耐烦，但并不代表我不喜欢她，只是说明人在长时间照护下也会累，会犯错，会来不及用好所有的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