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大版。《高中历史》第四分册的第十一课,讲述了工业时代的初期社会矛盾,第四十九页练习中,放了一段英国的政府蓝皮书证词。
证词源自斯皮特菲爾兹一名丝织工,时间为工业时代的初期。
问题很简单:你有孩子吗?
他的回答令人顿住:现在没有了,以前有两个,都死了,感谢上帝的恩赐。
对方明显不相信,又问了一遍,你是否满意孩子的死亡?
丝织工答道,就是这样,谢谢上帝!
他说,自己因此放下了养孩子的责任,而两个可怜孩子也免除了世间许多的苦难。
这并非是一个父亲正常生活中的表达,也不能用一个“冷酷”来解释。
如果只看“满意”这两个字,看到的是情感上的不正常,把整段话连在一起看,才会发现背后有两条一起发生的因缘链。
孩子死亡,使这个丝织工丧失了孩子,也使他卸下了无法承担的养育责任。
对孩子而言,死亡意味着不必再承受世间的许多痛苦。
因此,他才会将一件本应带来巨大悲伤的事情说成“谢谢上帝的恩赐”。
这里最刺激的是,不是一个人如何评价死亡,而是活着自己已经被逼到什么地步。
养育孩子本来应该包含亲情,责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但是在贫困的压力下,它先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一个父亲只有从“孩子死”这件事中确认自己不需要再承担养育的压力,而当他认为儿子活着只能继续受苦时,死亡便被迫承担“解脱”的义务。
这并不是他真不爱孩子,而是贫穷将爱、责任与无力感搅和在一起。
也正是因此,这句证词不能简单地说是个人品质问题。
丝织工讲的是自己孩子,但是这句话表达的是工业时代的初期社会问题。
教材将其放入练习和测评之中,并非要求我们去评判这个人是否够慈爱,而是要让我们看到社会环境是如何进入到一个普通人家庭里去的,进入到他的判断之中,甚至进入到表达悲痛的途径。
人性自然存在,但人性并非悬挂在空中的东西。
当养育变成无法承担的负担,当孩子未来被想象为持续的苦难时,一个人说违背常理的话,并不代表常情消失。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亲情与责任还在,他才同时为了自己的负担减轻和孩子的痛苦终结而感谢上苍。
这份感谢看似残忍,但也是贫穷留下的证据。
因此,理解这个丝织工的答案,不能停留在“为什么他会满意”上。
更应该问的是,是如何的社会环境,让孩子的死亡竟然被一个父亲解释为解脱。
一个人如果连悲伤都只能以减轻负担为代价,真正要被看到的,不仅仅是他的回答,更是让他只能如此答复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