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个复杂的个体行为，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社会行为，并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绝对不是所谓的“脆弱”,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心理疾病这类“疾病”所致。”
小王前些日子很苦恼，孩子常常将“自杀”这一可怕的词语挂在嘴边。
开始并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只是小王认为孩子玩的手机太多了，除了看书、睡觉之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拿着手机来回翻看。
小王认为孩子要休息，但是休息也要多一些，因此孩子“瘫”于沙发玩手机时，他建议孩子起身走动，或者出去活动。
孩子先是很不耐烦地说“好好好”,后来变成了激烈的争吵。
”孩子说:“你总是这样不理解我,“你可以不能有这么强烈的控制欲吗?””“我只是想休息一下怎么了?”
小王也委屈，他觉得自己只想让孩子以更健康的方式放松，为什么会被说成是控制欲和不理解呢?
后来在一次争吵中，小王不由自主地说:“我养了你这么多年，说你几句不行吗?”
孩子回答:“我没有要求你生我养你，你要的话，我直接跳楼还你这身皮囊就是!”
这句话使小王从此不敢在家里大气出来，看到电视上不断有青少年自杀新闻，也担心自己哪一句话没说好，让孩子真的出现无法挽回的情况。
但他同时也无助、伤心，不知道自己养的孩子为何不理解苦心，也不知如何重建关系。
在咨询与家庭生活中，青少年说出自杀的想法都要小心。
但是危机事件不代表危险本身，如果处理得好，它也可能是推动青少年甚至整个家庭的改变的机会。
孩子说我想自杀时，很多时候说的是痛苦不能被承认，不能被看见，或痛苦无法缓解。
因此，处理原则可分为两个方面:看到，沟通。
不要躲躲闪闪地避开“自杀”一词，可以直接问:“你是在想自杀吗?”
直接问不等于引导，反而会让孩子觉得自己被看到、被接受。
还要知道他是否有详细的自杀计划，包括计划详细的程度、可行性以及致死的程度，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判断他绝望与痛苦的程度。
与此同时，也要和孩子探讨是否需要和父母沟通，以及什么样的情况他不想让父母知道。
青少年风险控制要多方面配合，因为他们有时比成人更难以控制、更具冲动性，而家庭本身也可能是主要痛苦的来源。
因此，沟通不能只有命令和强制告知，而应该以合作的态度，和孩子一起探讨解决痛苦的办法，在必要的沟通中保持清晰的界限，使他感觉到自己仍然被尊重。
可以继续问:“对你的痛苦，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承认痛苦，让孩子体会到别人愿意合作解决痛苦才可能将他带入解决问题的道路。
要是发现孩子有较高的自杀风险，即使他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想法，也要以生命为重，破除咨询保密的原则，促进咨询师，家长，学校和警方的沟通，尽快将孩子从危险中拉回来。
